就中國典籍上的記載來看，先秦華夷之辨區分的主要標準是以華夏禮儀的有無。
漢晉以后華夷之辨區分的主要標準是以血緣遠近。
中國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有三個標準：血緣衡量標準，地緣衡量標準，衣飾、禮儀等文化衡量標準。
實際情況是，在先秦以后，在“華夷之辨”上的衡量標準是三個標準并行，以血緣及地域進行衡量的觀點一般在華夏面臨嚴峻威脅即遭遇嚴重入侵和災難時占據主流，而這主要也是為了保護華夏族群的存續。
受近代西方民族理論的影響，很多學者認為古代中國沒有民族主義，但實際上，古人們民族國家意識最突出的表達莫過于“華夷之辨”。
“華夷之辨”存在著深刻的民族主義色彩。
因此，古代中國人具有史所罕見的最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
而先秦中國人嚴格地以文化（服飾、禮儀、思想、道德等的綜合體）嚴格區分先進的華夏族與落后的蠻夷，漢晉開始以血緣為主要因素區分。
所以說，用西方的東西來衡量中華的東西根本就行不通，我們有自己的體系，當然，活水不腐，學習他人長處，補上自己短板，這是對的。
但是全面否決自己，那就是傻子。
劉元昭是在和文官，武官，有錢的百姓，一般的人家，普通士兵，小孩，以及其他民族的百姓。
他仔細詢問了他們的想法，也搜集了一些民族矛盾的案例，同時還有錦衣衛的暗中走訪。
對于宗教和民族問題，劉元昭必須進行改革，當初的做法太過于簡單，靠著武力強壓那只能是讓矛盾越來越深。
而這一次，劉元昭擊敗了滿清，讓他一時緩不過氣來，至于大明還在剿滅自己內部的流寇，無暇顧及周邊情況。
特別是跟隨劉元昭一起打滿清，又是死傷近萬，崇禎現在還在心疼，不敢再霍霍了。
四月，給事中吳甘來請發粟以賑饑。時山西、陜西自去年八月至于是月不雨，赤地千里，民大饑，人相食。民饑而亂興，而明將多殺良冒功。中州諸郡，畏官兵甚于“賊”。疏入，初六日，崇禎帝詔發帑賑饑。
六月，總督陳奇瑜與鄖陽撫治盧象升合兵于上津。時農民軍各部多入漢南，陳奇瑜乃引軍西向，約會陜西、鄖陽、湖廣、河南四巡撫圍剿漢南農民軍。
農民軍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部見明軍四集，誤走興安（今陜西省安康市）車箱峽（今陜西省平利縣老縣鎮）。
峽谷之中為古棧道，四面山勢險峻，易入難出。時天雨兩旬，被困的農民軍馬疲食盡，李自成用顧君恩謀詐降，以重寶誘奇瑜左右及諸將。奇瑜許。
七月起義軍從車箱峽脫圍者計三萬六千余人。
崇禎帝以農民軍聚集陜西，下令河南兵入潼、華，四川兵由興、漢，山西兵出蒲州、韓城，湖廣兵入商、洛，合剿農民軍。
崇禎七年（1634）十月二十七日，湖廣兵援漢中，被農民軍擊敗，副總兵楊正芳及部將張士達戰死。
陳奇瑜被逮后，洪承疇以兵部尚書受命兼攝陜、晉、楚、豫、川五省軍務，準備更大規模地圍剿農民軍。
崇禎七年（1634）十二月，農民軍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由陜東出終南山，進入河南，連克陳州，靈寶、汜水、滎陽等地，聲勢復震。崇禎帝急令洪承疇出關與山東巡撫朱大典合力圍剿農民軍。
明朝內政正在一步步崩壞，原本只是一個陜西的民亂現在已經波及山西河南等地了。
所以劉元昭可以安安心心的搞自己的內政。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劉元昭覺得熱氣球技術以及熱氣球軍隊還沒有成熟之前，他不能輕易出兵。
在十月初的大朝會上，劉元昭將宗教和民族問題提了出來，劉元昭明確表示，這兩件事情必須處理好。
李明超說道：“陛下，若要消除兩族之間的矛盾，必須天下大同。此事乃長久之事，不是一朝一夕可解決的。
等到他族學習諸夏文化的子弟長大，那時候矛盾會少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