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大早，李洛和馬致遠聯袂上路同行。馬致遠只有一個書童，一個老仆。這樣寒酸的陣容，遠行的確很不安全。
反觀李洛這方，不但有都烈等八個護衛，還有宗晝等新收的十個護衛，十八人皆是勇猛善戰之士，而且人人帶刀攜弓，一看就很不好惹。
雖然現在也是“古道西風”，但馬致遠騎的并不是“瘦馬”。他如今仕途新開，躊躇滿志，絕無寫出“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的心境。
“中正兄年剛弱冠，就做了鎮守官人，主一州軍政，當真是少年干城，國之英才。”馬致遠與李洛并鞍走馬，半是羨慕半是夸贊的說道。
在他看來，李洛“不是漢人”，又做了達魯花赤，對他不但全無一分傲氣，還折節下交，又看出李洛英華內斂，談吐不俗，頓時改變了“此人年少驟登高位，應是賴了出身之故”的看法。
想想也是。達魯花赤，一般只有蒙古和色目人能做。漢人如今肯定做不上。高麗人雖然不是完全不能做，但數量也極少，這李洛是“高麗人”，竟然能當此官，沒些真手段勢必不成。
李洛和馬致遠幾番交談，也知道對方頗有見識，才干遠不止文采一道，當下暗暗起了籠絡之心，這才“折節下交”。
要不了幾年，馬致遠就會在蒙元官場到處碰壁，懷才不遇，到時伸出橄欖枝，他和他的仕林友人，就可能投奔自己。
李洛從馬致遠后世遺留的作品知道，馬致遠內心的漢家情節很強，之所以要做蒙元的官，主要是希望改變漢人的地位，為蒙元漢化出力。
元初，有這種理想的漢族文人很多。既然軍事武力上漢人已經徹底失敗，他們也無能為力，就只能靠教化來感染胡人統治者，改變漢人為奴的狀況。
倘若真能將蒙元變成北魏，也不失為成功。
這樣的漢官，絕對不能簡單的說是“漢奸”。也不能說是“失節事胡”。
很多人，還是要看他們的本心何在。
李洛笑道：“千里兄過譽了。在下做這鎮守官人，也是運氣使然。千里兄是一省儒學提舉，身負教化重任，職責之大，更甚于我。”
馬致遠頓時心生知音之感，李中正，真是目光犀利啊。竟能看穿自己做儒學提舉的用意。
他千方百計通過老師張易謀取這個儒學提舉，為的就是在浙江興辦書院和學堂，培養讀書種子，借助江浙文氣，蕩滌北國胡風。
這是在地方上。
在中央，老師張易等漢臣一直在謀劃推動元廷重開科舉，以儒學取士。這件大事，一旦太子登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到時，漢人通過科舉，大量進入朝堂和地方為官。用不了幾十年，這天下就“不漢而漢，是胡非胡”，漢人就不用再這么苦了。
李洛差不多能猜到馬致遠心中所想，但卻不以為然。
想通過文化曲線救國，無疑是天真了些。
無論什么時候，武力才是最可靠的。兵權，永遠是權力中的權力。敵人讀了經書，就不是敵人了嗎？說不定前面放下經書，后面就舉起刀子。沒有武力，你拿到話語權又有何用？
李洛和馬致遠初步相識，雖然內心敬仰他的為人，卻不能交淺言深。
一路走來，馬致遠指著路邊的破敗村莊道：“民生如此凋敝，怎不令人心憂。如今江南江北，大半如此。”
李洛問：“朝廷之前下詔興農桑，復開墾。大皇帝還為此設置大司農寺，整頓天下農桑田畝，為何不見實行？”
比起對元朝現實的了解，他當然不如馬致遠這個古代土著。
馬致遠道：“中正兄是高麗人，初次來大元做官，當不知這民間情狀。當今天子即位前，窩闊臺、貴由、蒙哥這幾個大汗，都是推行草原之法的。”
“當時，北方之地大半淪為牧場，漸成草原之勢。當今即位后，推行漢法，這才阻止了這種趨勢。這些年，牧場復耕也有不少成效，但當年變成牧場的田土太多，這才變成半農半牧的樣子。”
“如今，這牧場分官營和投下。官營牧場其實撤了不少改回農田，但大小領主的投下封邑，多半還是牧場。”
李洛明白了。忽必烈雖然發展過農桑，但只是阻止了北方經濟繼續牧化的趨勢，并沒有完成復耕。這原因很簡單，很多牧場是蒙古大小貴族的領地，忽必烈真要鐵心強令他們“退牧還農”，就會觸發整個集團的利益，勢必動搖他的汗位。
畢竟，蒙古貴族們對農田不感冒，他們更喜歡的還是草原，巴不得整個漢地全部變成草原才好，怎么會支持忽必烈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