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朕需要士大夫們聽話，但也不是說朕真的要讓他們萬馬齊喑，因為朕只是不讓他們亂說話，他們的學問必須是為帝國的長治久安、繁榮昌盛服務，而不是為個人之私欲、某些群體之私利服務；
雖大明是天子乾綱獨斷，但不代表文事就不興，朕即為天子，既有要武功也有要文治！”
朱由校說著就忙問道：“朕讓崇文寺選十本可堪表彰可為立言之功的年度私人撰寫之作可選出來了沒有？讓他們盡快點！朕就不相信大明的文人士大夫平時這么愛舞文弄墨，到最后真的連半句入可流芳后世的詩詞文章都沒有！只要有，朕不會不獎掖不會不授官！”
朱由校繼續表達著自己要管控天下文事的目的。
他從一開始就未打算像滿清一樣禁錮思想。
朱由校的打算只是讓文人聽從他的安排來說話，以實現管控文脈促進文化事業欣欣向榮的目的，但既然是治理文化事業，他也沒有選擇直接武斗，而是用文斗的方式，以篩選優秀書籍的方式啟用一幫聽話的御用文人，以財帛厚賞之，以官爵重用之，而最終拉攏一批立場與自己一致的文人，并讓文人士大夫自己做出選擇，想要活得滋潤、想立言、想要有更多的名望和更高的地位以及更大的權力，就得服從皇帝的意志。
不然，就老老實實地種地，過清貧的生活，而自己寫的文章最終也只能拿來燒火用。
畢竟印刷與出版的權力和技術以及資本控制在皇帝手里。
“崇文寺正在選，只是大明如今立言者太多，而抉擇出十本最優者，甚為艱難！”
方從哲回了一句，他不得不承認皇帝陛下這個主意很是歹毒，簡直是讓文人無法對抗的陽謀。
士大夫最在乎的就是立功、立言、立德，三中取一就足以流芳百世。
而這里面，立功和立德是最難的，立言對于文人而言是最容易的。
所以，文人都想自己寫的書得到肯定和承認，甚至在朝廷的助力下流芳百世。
方從哲沒有告訴朱由校的是，現在因為崇文寺要選書進上以酬其立言之功的原因，來賄賂巴結他兒子的文人從當朝高官到民間大儒，已經快踏破了他家的門檻。
數日后，朱由校拿到了方從哲遞來崇文寺篩選推薦的優秀作品名單。
整個名單是有一百本私人撰寫的書籍文章，而皇帝朱由校需要從中選出十本予以獎掖提拔。
而因為朱由校有過提拔要求，所以書籍文章內容不限于儒家理學。
“徐愛卿等人合譯的《幾何原本》得選上，另外還有徐愛卿的《農政全書》，也選上，這徐愛琴著作頗豐啊！
另外，話本傳奇方面，馮夢龍的《古今笑》選上，個人集子方面，凌濛初的《東坡禪喜集》，袁中道《游居柿錄》，陳繼儒的《小西窗記》這些選上。”
朱由校這時候也就親自篩選了十本在文學史上比較有地位且其作者現在還在世的書。
另外，朱由校還讓崇文寺選出了十本需要撥款擴大印刷量并推薦天下士民閱讀以宣揚大明文化之盛的書籍。
而這些書里，朱由校第一本選的就是《大誥》。
不過，朱由校選這個純粹就是惡心天下食利階層的，因為朱元璋當年編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限制權貴士紳們胡作非為，讓庶民爭取自己的權益。
另外，還有《大明律》以及朱由校自己讓翰林院編撰的《皇明圣訓》。
《皇明圣訓》是朱由校讓翰林院編撰后用來教育天下官員的，以讓這些官員學習和知道自己的統治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