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工作通常是刑警們的日常活動之一，不得不做，極其漫長無聊，痛苦程度大約和在路邊發傳單不相上下，他們得把一樣的話跟無數人解釋無數遍，能不能排查出蛛絲馬跡，卻還是都得拼運氣。
因為人眼不是監控攝像，不可能把每一個經過的人都留存。
而這個城市太大了，所有人都在早出晚歸的洪流中周而復始——鄰里之間大多只是點頭之交，公共交通工具上只有一大片低著的頭，人們透過巴掌大的屏幕，可以能圍觀大洋彼岸的鬧劇，窺探南北極上的奇聞，參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內所有大小熱門事件的討論，每時每秒都忙碌非凡，當然無暇記住一個衣著不合時宜的小小打工仔。
因為他實在太普通、太無趣了，并不值得一顧，也并不值得被短暫地存在誰的記憶里。
不論死生。
這一次，警方的運氣用盡了，陶然他們頭頂太陽，一直把太陽嘰里咕嚕地頂下了山，依然一無所獲。
“副隊，我們那邊都說沒見過。”
“陶副，我們走訪的是西邊那條路，把沿街店鋪里的監控挨個調出來看的，你猜怎么著——沒有。”
“有個老頭說他可能見過，我問他往哪去了，結果他給我指了一處建筑工地。”
至此，何忠義下車以后去了哪，又在哪里遇害，線索又續不上了。
這個不到二十歲的少年人，來到偌大的燕城不到一年，在監控的默片中繞著城市中心走了大半圈，繼而失去蹤跡，死在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
而人死了，尸體竟還不肯歇息，竟又離奇地乾坤大挪移，千里迢迢地回到花市西區――從哪來，回哪去，不影響繁華地段的市容建設。
陶然也無計可施，只好把一幫被烈日烤出油來的刑警們就地解散，簡短地向駱聞舟匯報了失敗的工作進度。
“我這邊估計沒什么進展了，”陶然說，“我看還是得重新回去做受害人分析……你這是在外面嗎？”
駱聞舟好像正在什么人的車上，因為電話里傳來車載收音機的路況播報，主播正在用“窮舉法”描述“全市每一個地方不堵”的晚高峰。
駱聞舟含混地應了一聲，頓了頓，把車載收音機關上了：“或者也可以想辦法走張東來這條線。”
“張東來？”陶然說了一天的話，嗓子眼冒煙，腦子也有點發懵，直眉楞眼地問了一句，“他的嫌疑不是已經基本洗清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