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張東皋鑒定完畢，于宗文迫不及待地問道：“這是《五王醉歸圖》嗎？”
“不錯，這確實是元代任仁發《五王醉歸圖》真跡。”有幸鑒定這樣一件國寶級的畫作，張東皋的心情也很激動。
于宗文皺眉問道：“看上面陳繼儒的題跋，這幅畫應該是唐人所作，我本來以為任仁發的印鑒是鑒藏印，難道不是嗎？”
任仁發雖然是元代名家，但如果這幅畫是唐人真跡，價值肯定還會更高。
在這幅畫上，陳繼儒題跋為：唐文皇石刻昭陵六馬，故子孫多馬癖，代宗有九花虬，德宗有神智驄、如意騮。飾以黃金勒，控以紫玉鞭，豢以一品料。故其圖流傳人間，歌詠不絕。此卷唐人筆，題跋剪截已去，幸人馬尚爾平安，無錫王麟郭先生世藏，其孫福州守曼浤公能永護之，環回諦玩，姿態毛骨如生，所謂寫渥洼之狀，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于天上。定為曹霸所作，即公麟輩未能與之絕塵而爭驅也。云間陳繼儒題于頑仙廬。
如果按照題跋來判斷，這幅畫應該是唐人作品，難怪于宗文有所疑惑。
張東皋解釋道：“陳繼儒認為這幅畫是唐人所作，這是先入為主的思想，同時像你一樣，誤認為任仁發等印為鑒藏印。”
接下來，張東皋給出了詳細的解釋。
從《五王醉歸圖》鞍馬及人物服飾的解析看，整個鞍馬的造型上、馬飾上，以及人物的衣著上，技法上和渲染上，都完全的續承了唐代人的風格特征以及時代特征，再加上明代好古之風盛行，許多風格高古的作品，都喜歡把年份提高上限。
其次是古代不便利的地域條件，得見名跡的機會十分難得，陳繼儒的《泥古錄》是陳氏藝術鑒賞類的隨筆集，并未記述過任仁發，連王永吉也不識任仁發，直到看到了李九疑《紫桃軒雜綴》才識別，更何況其傳承下來的真跡的風格面貌，所以誤以唐人筆，確實情有可原。
而在題跋中陳繼儒也明確的敘述道：“姿態毛骨如生，所謂寫渥洼之狀，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
“渥洼”為天馬的故鄉，位于甘肅敦煌市，唐代有盧綸《送史兵曹判官赴樓煩》詩：“渥洼龍種散云時，千里繁花乍別離。”而唐代著名的畫家曹霸和他的學生韓干，都是以畫渥洼、騕裛產的名馬著稱于世，陳繼儒題跋也間接的說了“渥洼之狀”、“姿態毛骨如生”這種唐馬的特征，非常符合曹霸和韓干筆下的馬，這種先入為主的思想使陳繼儒寫下了這段題跋。
誤認為任仁發等印為鑒藏印，這和鑒定水平有很大關系。
在元明有很多知名畫家對任仁發有很詳細的詩文記載，所以陳繼儒對于此卷上面的“任氏子明”、“月山道人”是誰肯定是熟知的。
然而，陳繼儒應該并不熟知任仁發繪畫，印章落款的常識也有所欠缺，所以才有了誤判。
由于任氏家族在朝中缺乏地位，所作貢畫，亦未受到元帝激賞，他們的人馬畫風在元代未能形成超出家族以外的輻射圈。元末明初，只有任氏的后裔及少數師從者傳摹祖風，此后，趨勢枯竭。
任氏家族在元末的聲望如此之小，以致他們的同里夏文彥似乎把他們一家都給忘了，沒把他們收錄在《圖繪寶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