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土星獎現在就提名了，但頒獎禮是在六月份，還早著呢，江川大概率不會參加，管它提名幾項。
不過另一個頒獎禮很快就開始了，二月二十四號，奧斯卡舉行了頒獎禮，在好萊塢柯達大劇院舉行。
江川讓莉香、小栗旬去了，在好萊塢與斯嘉麗匯合，一起走個紅毯對他們的事業有好處。
陸小倩不太理解江川寧可在北京無所事事也不去參加頒獎禮：“這可是奧斯卡，電影人的殿堂，多少演員和導演夢寐以求就是有朝一日帶著作品走進去。”
其實江川也無法解釋清楚自己的心態，也不能說完全不在乎，但也不是那么在乎。
實際上接下去拍《寄生蟲》，他仍是以獲獎為目標的，打算和原作一樣先進軍戛納，然后再勇奪奧斯卡。
但也僅僅是個目標而已，鼓勵他能夠努力工作，提名了說明影片真達到了基本水準，而不是僅僅自娛自樂。
至于后續是否獲獎，相比較而言他更在乎票房，那才是觀眾一票票選出來的。
既然《寄生蟲》要參加戛納，那么今年肯定是來不及了，所以他才打算慢慢寫劇本慢慢拍，奧運年可以多花些時間看看比賽。
他對陸老師說：“我不喜歡坐飛機，有密閉恐懼癥，飛機又不讓開窗戶，十幾小時太折磨人了，犯不上。”
就像江川之前猜測的，最終《老無所依》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而最佳外語片果然是那部表現集中營里猶太人幫德國人制造偽鈔的《伯納德行動》。
他是不服氣的，如果說藝術水準，《藍色是一種暖色調》肯定高于《伯納德行動》，這個無可置疑，畢竟是獲得過柏林金熊獎的作品。
但架不住政治正確，尤其是在好萊塢，這地方和華爾街一樣資本都在猶太人手里，這類片子雖然情節堪比抗日神劇，但卻受到極大認可。
奧斯卡開獎第二天，北電也開學了，陸老師回校上課，只有周末才回來。
江川則安靜地住在胡同里，開始寫《寄生蟲》。
他這也算寄生在別人家里。
劇本寫得很慢很認真，有時候一天只能寫幾百字，大量的時間都花在冥想、發呆上。
累了就出去到處逛，有時候會被人認出來：“喂，你是曰本那個唱歌跳舞的嗎，我在電視上見過你。”
江川往往笑呵呵用京片子回答：“我如果是那個人的話，就聽不懂你在說什么了。”
他是半個中國人這事在曰本沒有大肆報道，中國這邊知道的人就更少了，現在移動資訊和社交平臺還沒十幾年后那么無孔不入，或許喜歡漫畫而又懂日文的部分人才會了解。
陸小倩也曾邀請他去學校，國際著名的大導演給班里同學們上節課或者說說戲，或許能極大鼓舞這些年輕人的上進心。
江川一直也沒去，她那個班級的學生就沒有一個會演戲的，講什么都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