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安知道手中的這份圣旨的分量，陛下在京師搞了這么多的新政，可是從未向天下推行。
并不是不能，而是陛下睿哲天成，英明天授，深知這新政，不是一蹴而就，更非一旦一夕之間可以完成。
和群臣們不同，興安知道陛下身后沒有高人，他將陛下的所有決定理解為了睿哲天成，英明天授，就是天生干這個事兒的。
草率推行，只會是黨禍盈朝，最終慘淡收場，且不見那范文正范仲淹的青苗法，最后都變了青稻錢一般的高利貸，為禍鄉里？
朱祁鈺面色平靜的看著朝臣們的臉色。
縱觀古今新政，全都是以軍隊為壓艙石，方能推行。
商鞅變法的第一條就是獎耕戰，獎勵耕種的同時獎勵作戰勇武；
范仲淹變法，是范仲淹與韓琦共任陜西經略，安定邊患，隨后入朝做了樞密副使，以《答手詔條陳十事》開啟了慶歷新政。
樞密院的職能和大明的五軍都督府等同，都是最高軍事機構。
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更是打出了縱觀北南兩宋三百年的唯一一次開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獲全勝的戰例，熙河開邊，拓地兩千余里，三次開邊，撫羌族三十萬帳。
當時西夏、遼國還以為那個武德充沛的中原王朝，又回來了！
次年，王安石就被罷相，啟用，再罷相，最后，在神宗崩后，高太后臨朝稱制的元祐年間，所有的新法政令皆被罷黜。
張居正在萬歷元年三月，甲申日，對九歲的萬歷皇帝進講帝鑒圖說：「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官受制文吏不啻奴隸。」
「夫平日既不能養其鋒銳之氣，臨敵何以責其有折沖之勇？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備將官，忠勇可用者，稍假權柄，使得以展布庶幾，臨敵號令，嚴整士卒用命。」
張居正以漢文帝勞軍細柳營為由，說將官的地位如同奴隸一般，必須要提高忠勇可用的武人地位，授予權柄。
從一開始，張居正的所有新法改革的核心，就是把軍隊當做壓艙石。
張居正跟誰的關系最好？抗倭名將、鎮虜大將戚繼光。
張居正在未做首輔的時候，就力主把戚繼光從南方調往薊門，作為壓艙石。
薊門在京師東北方向，不到一百里的地方，屬于京畿。
在20世紀紅色浪潮奔涌的年代里，有一位通過選舉要走紅色路線的南美理想主義者，阿連德。
在當選之時，總理就通過《至上報》記者胡里奧·謝雷爾告訴阿連德要小心警惕投機分子。
謝雷爾至中國，遲遲無法采訪總理，最終通過絕食，最終見到了總理。
總理在采訪中，就直接說道：「我得提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認為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一小部分軍人接受了外國侵略勢力的影響，如果不特別注意這個問題的話，還有出亂子的可能，這個亂子就是軍事政變。」
阿連德當選的三年后，被陸軍司令軍事政變，最終以身殉道，英魂長存。
歷朝歷代，無不說明一個問題，一個政權的穩固，沒有武裝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朱祁鈺對官僚常懷警惕之心，即便是大明開邊四府之地，但是他依舊沒有推行他在京畿等地區的新政，而是先拿出了考成法來。
政策的推行的確需要武裝力量的支持，更需要方式方法。
毫無疑問，張居正的這套考成法，是行之有效的。
興安拿起了圣旨，陰陽頓挫的說道：“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
“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
“朕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請申明。”
朱祁鈺幾次下旨，尚節儉、止貪腐，效果呢？聽之者，恒藐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