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所設置的宗人府，是成千上萬人的“食堂”。
在一定程度上，明廷也變成了消費品的分配中心。把各種各樣的供應分配給貴族家庭和政府官員。
這樣，明政府就進一步把國家頂層的購買力取消了，私人商業沒有什么發展的機會和余地了。
明代官僚反對改變國家的農業大國形象，不愿意去進行任何發展實驗；這種情況可以說明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觀念和思想觀念，是缺乏獨創性的。
在15世紀早期設置的漕運體系及其附屬機構，盡管存在著不足，仍然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在16世紀，這個體系由于僵化，其中許多設置明顯過時了。
到該世紀末和17世紀早期，明代官員明顯落后于時代的發展了。
他們管理國家的思想觀念和現實之間的斷裂，再不能以技術補救來解決了。
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的思想沒有活力，已經僵化了。
從茹毛飲血開始，直到火的發現以后，人類才開始進入熟食階段，而鹽作為一種調味品進入人類的生活，實際是較晚的事情。
直至夏朝，鹽還是一種僅限于貴族享受的奢侈品。到了商代，鹽才為人們所了解，人們甚至用鹽來治療疾病，“以咸養脈”。
周之后，鹽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無鹽則腫”。
食鹽作為烹飪的核心原料，《漢書》則稱之為“食者之將”。
在傳統農業社會，雖然大部分生產和生活資料都能自給自足，但鹽卻必須從外界獲得，不像糧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能生產。
在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中，食鹽對個人是重要的，但對帝國更加重要。
換言之，帝國財政就建立在每個人的舌尖之上。
夏商周三代之時，中國還沒有完全進入國家階段。
周以降，鹽作為一種重要的特殊商品引發了一系列政治變革。
依靠民眾供養的貴族迅速發現了這一寶貝，于是周天子開始設立鹽官。
春秋戰國作為中國的黃金時代，政治經濟文化都走向早熟，隨著鹽的普及，鹽的來源日益廣泛，以崤山、潼關為界，東面以海鹽為主，西面以巖鹽和池鹽為主，南方則多為土鹽。
四川自貢以井鹽而聞名，江南甚至以鹽城命名。
在列國競爭的背景下，產鹽的地區和國家依靠這項自然資源大發橫財。
與此同時，一些商人也依靠鹽而平地暴富，如猗頓就依靠販賣河東池鹽，成為春秋時期第一代富可敵國的大鹽商。
到了春秋中期，法家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齊國對食鹽實行官方專營，開了中國歷史上長達2000多年的食鹽財政之先河。
“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奪私有為官有，變稅收為壟斷，官府的壟斷權力從政治延伸到經濟領域，財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強，巨額財政利益達到了富國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