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晏殊自己呢他對王安石，說不上多喜歡，但是也說不上十分厭惡，對事不對人的話，單就王安石提出的這個以戰促和的理念，就已經足夠讓人承認他的實力了。
只要這個人的觀點是對大宋好的，自己就會向上舉薦，這就是晏殊的為人處世之道。
陸垚這邊看了看趙禎所在的區域，晏殊今天到場的時候已經跟陸垚說過了，一會兒會找機會將王安石推薦上去，陸垚十分贊成。在現在這個階段，陸垚覺得歐陽修跟韓琦，都應該是支持王安石有所作為的，真正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是在宋神宗時期，現在歐陽修、范仲淹、韓琦，應該還是會支持王安石這樣一位大能人的。而也是這個時候，仁宗時期，才是王安石真正能夠發揮作用的時期。
北宋立國后，鑒于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因此搞了一套將地方行政、財、軍三大權集于中央的政治改革。經過改革后，北宋削弱了地方對中央的威脅，增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武將地位，實行文人治國。但是由于趙家太祖是篡位登基，做賊心虛，所以他的改革有一點矯枉過正。
比如趙匡胤害怕大臣集權，他就采取了一職多官的策略。這種一官多職的想象，當代社會也是存在的。一個職權分成好幾個職能部門，想去辦點事就要跑十幾個衙門。這么搞固然是削弱了官員的權力，使官員不能攬權。但代價就是官員數量巨大，職權分配不清晰，遇見事故就相互推諉，凈是一群只拿工資卻不干活的玩意。并且北宋官員的級別和待遇還都不低，朝廷每年僅僅官員俸祿開支這一項，就有很重的負擔。
除了公務員負擔這一項外，北宋的軍隊負擔和土地兼并也是兩個大問題。軍隊的問題主要是兩點，一是軍隊人數太多，二是軍隊戰斗力積弱。之所以會有這兩個問題，也是兩方面造成的一是北宋的外患很重，為了對付西夏和遼國的威脅，就需要養一支數量龐大的軍隊；二是北宋皇帝害怕軍隊會造反，就設置了防止武將專權的制約體系。造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問題。兵將不識的結果就是兵士雖多但不精，對外作戰的開銷巨大，而戰爭回報非常感人。
養官、養兵、打仗都需要開支，那么錢從哪來呢從老百姓身上收稅唄。但問題是北宋不抑制土地兼并，士紳瘋狂兼并老百姓的土地，而士紳不用納稅，老百姓沒有了土地卻仍然要納稅。其結果就是朝廷收不到稅，而老百姓的負擔卻很重。朝廷和老百姓都是受害者，得利的只是士紳。
既然社會存在這么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那么改革就是必然的了。王安石變法前，宋仁宗時期的歐陽修、韓琦等人就是力主改革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們的變法目的，實際上有很大的功利性。作為官僚階層，在沒有確實可見的利益推動下，他們是不會給統治階級賣命的。這句話怎么理解呢就是說韓琦和歐陽修等人的改革，出發點并不是單純的富國強兵，而是通過改革讓自己升官。往好了說是為國為民，說白了就是為了他們自己的政治前途。
宋仁宗死后，宋英宗繼位四年也駕崩，然后就進入了宋神宗時代。神宗繼位后，滿朝文武都是歷經仁宗、英宗的三朝元老，神宗的威望很淺，畢竟他是個只有二十歲的毛頭小伙子。而像韓琦和歐陽修這樣當年都還很嫩的新人，在神宗時期則已經都晉升為老變法了。所以宋神宗為什么要變法一方面確實是因為國家疲敝不堪，需要變法；另一方面則是希望通過變法達到攬權的目的，把宋仁宗時期的老變法們都趕下去。
王安石的變法恰好符合了神宗的利益。一是他的變法主張確實能夠替朝廷斂財，緩解財政壓力；二是他的個人性格也符合神宗打壓老變法的潛在目的。在這種雙贏局面的推動下，王安石和宋神宗就算是一拍即合了。然而基于這種目的不純的變法改革，遭到抵制也是必然的。
首先是紳士和老百姓反對他，士紳反對很好理解，畢竟王安石動了士紳的利益。百姓為什么也反對變法這是因為王安石的變法的目的是富國而不是富民，他奪商人、地主和農民之利歸國家，富得是國家，跟老百姓沒關系。也就是說，王安石變法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