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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垚想要創辦武館，其實跟舉辦新蹴鞠大賽是一個道理，都是為了提高全民的身體素質和武功基礎，這樣，才能做到提升整體大宋的軍事實力。
雖說宋朝一直被說是重文輕武，但是實際上宋代的武學也是有所發展的。
宋代武學的誕生與發展，不僅是對宋代政治、經濟、軍事發展需要的有力回應，也是對中國古代重視軍事教育傳統的繼承與發展，探索宋代軍事教育的發展演進過程，分析影響其發展演進的主要因素有利于探索軍事教育的規律，為當下加強軍事教育參考借鑒。一、宋代武學的誕生宋代武學的誕生，一是內在動機的驅使，即對內選拔軍事人才的需要，也就是武舉制度的需要，二是外在因素的驅動，即對外戰爭的失利和邊防危機的加重對軍事人才的急切呼喚。
自唐代開始設置武舉科，開創了通過科舉考試選拔武官的考試科目以來，重視軍事人才的選拔成為科舉的傳統。但是隨著唐王朝的滅亡，武舉也隨之消失，直到宋真宗時期才出現了要求恢復武舉的呼聲。值得注意的是，倡議武舉者多為文臣，而且他們對武官素養有了新的看法。即武官也要有文韜，智略。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轉變，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宋太宗主張文韜是將帥統兵的基礎。宋太宗要求武官研讀他親自書寫的六韜兵法，從中學習用兵作戰準則。其二，太宗用文官執掌邊區軍職的做法激起了文官對軍事政策的熱情，再加上宋軍在對外作戰中屢屢失敗，更使得文官找到了打壓武官的理由，開始大肆指責武官文韜的缺失。因此真宗皇帝任文臣統兵，并給予全權且不加干涉，期望這種做法能夠解決邊防問題。由此可見，宋代社會對良將素養的認知發生了改變，知識和謀略成為他們衡量優秀將帥的必要條件。那么既然對將領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從從前的側重“武勇”到現在的側重于“智略”，發掘將才的辦法自然也要有新的革新。
在提倡武舉的呼聲逐漸走高的情況下，于天圣八年出臺新的武舉考試方法，先審策論，再測弓馬，通過兵部初試，最后由皇帝殿試。應試者必須先通過策論的審核才能考核武藝，大大彰顯出對策論之于武舉的重要性，而武藝的考核，卻只有射箭與馬術兩項，這與唐代的武舉考試內容相比在項目上有所減少，而且要求降低至及格即可。由于武舉考試方法的改革無法解決將才缺乏的問題，尤其是對外戰爭的失利和邊防危機的加重使軍事人才培養的問題提到了日程。由于宋代是歷經了唐末的藩鎮割據和五代十國的分裂時期再次實現的統一，宋太祖趙匡胤吸取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采用了修文偃武的政策以加強和鞏固中央集權，為此，在北宋初期，所有兵書被全部列為了，軍事教育的發展被嚴重阻礙。在“外患事小，內憂可懼”的觀念影響下，宋王朝緊緊地桎梏著軍事教育，哪怕在此期間面臨著多次伐遼失敗的窘境。
康定初，西夏李元昊反叛，邊防糜爛，邊將屢敗，由于北宋立國以來的重文抑武國策不利于應對邊防危機，以西夏的反叛為契機，促進了武學設立。其中以范仲淹、富弼為代表，在面對西夏反叛引發的問題時，極力主張設置武學用以培養軍事人才，增強軍事力量。富弼在景佑元年上書仁宗道“文既富矣，武未甚備，有致亂的危機。遂提議設置武學宜于太公廟。”武學應該設于太公廟。教學內容以太公、孫子等人的作品為根基。富弼等人設立武學的倡議雖然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但是受限于種種條件并沒有立即推行。直至慶歷二年十二月，宋仁宗宣布設置武學，以太常丞阮逸為武學教授。自此宋代武學誕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古代軍校。二、宋代武學的發展演進富弼在景佑元年就曾上書仁宗，并得到了朝廷的肯定，這可謂是宋代武學的萌芽階段。慶歷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仁宗納諫范仲淹等人的上書，“詔置武學于武成王廟，以太常垂阮逸為教授。”宣告了武學的正式建立。但武學的建立卻備受許多儒教士大夫的責難和抵制，他們“以為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裴度等，豈嘗專學孫、吳”為理由，不斷攻訐武學，造成了社會上出現“英豪”之士恥于就學的怪現象，入武學者屈指可數。由此可見，這個時期武學其建立與存在只是曇花一現，此后，立廢無常的宋代武學就在曲折與磨難中艱難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