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宋朝，由于喪失了對幽云十六州和大西北的控制權，嚴重缺乏馬匹，騎兵數量不足，在宋夏戰場上只能以步兵集團防御，機動性很差，靠兩條腿在丘陵地帶步行，對突來突去的西夏騎兵望塵莫及，造不成任何殺傷。更重要的是，盡管宋朝在宋夏邊境部署了30萬禁軍，但由于邊境線漫長，宋軍不得不分散兵力，駐守在近千公里的戰線上，又不舍得放棄城池據點。只要對方集中進攻一點，宋軍便被牽著鼻子走，顧此失彼，疲于奔命，在相互救援中兵困馬乏，被敵人抓住機會予以殲滅。處在防御位置的宋朝原本就處于戰略劣勢，加上缺乏騎兵，更是容易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
宋朝崇文抑武，不以武人為一路主帥，無論夏竦、陳執中、范雍，還是韓琦、范仲淹、龐籍，都是科舉出身的文官。他們之中，只有夏竦、范仲淹富有軍事謀略，其他人則寡于計謀，缺乏軍事經驗，不懂戰術，大多時候只是紙上談兵，胡亂指揮。宋朝的武將則一味勇武，同樣缺少謀略，如劉平、任福、葛懷敏等都是粗勇之人，一逢戰事，便恃勇而驕，輕敵冒進，屢屢中計，每每慘敗。
與宋朝將帥不擅軍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李元昊是一個難得的軍事奇才，他雖然沒讀過孫子兵法，卻深通用兵之道，擅長運用地利之便，發揮騎兵機動靈活的優勢，跟宋軍大打游擊戰、運動戰，在運動中調動敵人，尋找戰機，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軍有生力量。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戰役中，李元昊運用了“聲東擊西、圍城打援、誘敵深入、設伏聚殲”等戰術戰法，有的還是重復使用，幾乎一個套路，卻屢試不爽，而宋軍不知吸取戰敗教訓，屢屢上當受騙，中了西夏軍隊誘敵深入之計，戰術僵化，不知變通，充分顯示出宋夏雙方將帥在謀略和戰術上的巨大差距。
正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不在戰爭之中，而在戰爭之外。無論戰略戰術，還是體制制度，以及軍隊戰斗力，宋朝對西夏都全面落于下風，因此宋夏戰爭還沒開打，勝負就決定了，宋朝屢戰屢敗早在預料之中。當然，西夏也有致命缺陷，就是綜合國力不如宋朝，后勤保障能力差，打得起耗不起，所以在三大戰役后，宋夏雙方終于達成和議，宋朝再次花錢買了和平。后來，范仲淹等人針對西夏的用兵特點，總結教訓，調整策略，提出了自己的御敵之策“大為城寨，以據其地。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兵以守之。”“如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為稍便。”
范仲淹這一策略的精髓是“步步為營，穩扎穩打，以守為攻，逐步蠶食”。事實證明，這一調整是積極正確的，也被后來的皇帝沿用。宋神宗、宋哲宗和宋徽宗時期，宋朝進一步優化積極防御策略，通過實施“淺攻”不斷擠壓西夏生存空間，徹底扭轉了宋夏戰爭的不利局面，一舉取得戰略優勢。
說回當下，這次已經是范仲淹和韓琦到這里之后，與西夏方進行的第五次談判了。第一次和談的時候，因為就西夏獨立的問題沒有達成一致，而后經過建議，雙方就其他的問題先進行談判，而這個獨立的問題就一直擱置了起來，后續幾次和談，大家誰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情。不過，經過前四次的和談，其他的事項現在都已經解決的差不多了，所以，這時否承認大夏獨立的事情，就一定要擺在臺面上。
這次的談判約在了宋軍的大帳當中，為了表示友好，之前都是按照一次宋軍，一次夏軍的營帳選做談判地點的。這次又輪到了宋軍。
大夏的談判代表，也是西夏的宰相，張元。李元昊全權委托張元來進行這次談判，足以見得他對于張元的信任。而也就是張元在第一次談判針對是否承認大夏獨立這件事情延后處置，這一做法也是得到了韓琦和范仲淹的認可。如果不是這樣，這宋夏之間的談判從一開始就會談崩，那個時候殿試還沒有進行，所以范仲淹和韓琦一邊有些詫異這張元為何會這么說，而另一邊又不得不同意他的這個說法。
其實，不單單大宋在做著軍事戰斗準備，大夏那邊也同樣在進行著籌謀，他們也需要時間去做大戰的準備，正印為如此，張元才會說將這件事情延后再談，而現在，大夏的準備工作已經做的差不多了，所以，張元今天的態度，和之前幾次談判完全不一樣。
“這次談判，我想我們可以回到最開始說的那個重點，就是大宋必須要承認我們大夏獨立。”張元和手下人坐下后，立刻說道。
范仲淹和韓琦對視一眼，韓琦說道“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在第一次談判的時候就已經說過了，這是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承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