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商人的社會地位不斷下滑，到了戰國末年，韓非子甚至將工商稱為“五蠹”，農民通過自己的辛苦勞動收獲糧食，對社會對國家都有益處，而商人買進賣出，靠耍小聰明賺錢，就是社會的寄生蟲啊經過法家幾代的人辛苦努力，“重農抑商”終于成了主流政策，一用就是千年。
商鞅、荀子、韓非子及各朝代統治者目標一致地降低商人社會地位，鼓勵農業，抑制商業并不是出于偏見，而是為了社會穩定，國家安康，經過深思熟慮后作出的重要決定。農民種田辛苦勞作一年到頭賺不到幾個錢，而商人和手工業者賺得有多又輕松，封建社會中，農業生產者主要是可以轉行的佃農，農民看見商人賺錢“便且利也”，自然想轉行，這樣一來勢必會影響農業生產，大家都經商去了，誰種田啊所以統治者們才會“重農抑商”，讓老百姓覺得商人是個苦職業，被人瞧不起稅又多。宋朝建立前，是五十多年的分裂局面，經濟嚴重受損，北宋建立后并沒有等待經濟自然恢復，而是積極采取多種措施，農業、手工業、商業多方面入手，使經濟快速恢復。首先，農業仍在宋代經濟發展的首位，改進農具，獎勵開墾荒地，農業得到很大發展。其次是手工業，指南針、造紙術、雕版印刷、火藥均已出現，航海、出版、紡織、礦冶等各種作坊規模越來越大。
農業、手工業的規模直超前代，商業發展勢必會成為新趨勢。農民有了余糧，就有了專供出售的農作物，就有了收售糧食的商人。制造鐵藝、瓷器、布匹的手工業者自然需要尋找買家進行銷售。貿易越來越多，集市越來越大，甚至有些糧食物品已脫離產地，銷往其他城鎮。加上宋代坊市制度取消，大城市的商業活動愈發繁榮，商人的勢力不斷加強，地位也順著水漲船高。
最為顯著的是，宋朝商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宋初，商人還如前代一樣禁止搞仕途，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商人參加科舉的禁令已有松動，雖然要求有“奇才異行”才可入仕，但對于長期以來禁止商人入仕的觀念相比，宋代的商人已有了很大提升，至少在法律上商人有了入仕的依據，富商可以利用這一機會解除權力中心。除了科舉考試，富商們還可以買官。宋朝冗兵、冗官，朝廷財政壓力極大，所以常通過賣官來籌集軍費和必要開支，商人有錢但沒地位，買官制度一出，錢就可以變成權，社會地位自然會提高。宋徽宗時買官達到高峰，一人買官還可蔭及子孫，“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
此外，宋代的知識分子們對商人的看法也有很大改變。一直以前商人都是被社會鄙視的群體，“無商不奸”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將社會階層分為“士、農、工、商”四種，“士”最尊貴，“商”最低賤。但在宋代的一些士大夫眼中，商人并不低賤，就如范仲淹在四民詩中問道“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為鄰”，不少文人士大夫皆與范仲淹持相同觀點，在社會對商人觀念改革中起重要作用。最后，從宋代商人稅的變化中也能看出商人社會地位的提升。宋初，為保護商業流通，商稅較輕，商業得以發展，經濟趨于穩定后，宋政府便不再減輕商稅，反而越加越重，畢竟商稅是國家重要的收入來源。加上宋代軍費俸祿等支出無度，政府壓力山大，商稅越來越重，強行分割商人利潤，商人也很頭大。
不過宋代重商稅的目的與前代不同，前代主要目的是保護農業，而宋代是依賴這筆錢來維持開支，“州郡財計，除民租外，全賴商稅”，這也從側面反映“商”對宋代有多重要。
宋代雖然商業繁榮，但畢竟還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加上長期以來“重農抑商”思想的引導，社會對商人的偏見一時難以轉變，商人若想根本擺脫“賤者”的地位，還需要長時間努力。不過對比前代，宋代的商人可以入仕、可以大規模從事商業活動，“商稅”還承擔宋政府重要收入，商人的地位已有大幅度提高。
而當下，之所以莫迪會陷入到一個被圍攻的局面，主要還是之前他用的方法確實是不怎么合適。雖說今天來參加比賽的，除了富弼的兒子富紹隆之外，大多數都是習武之人，而且都是粗人，這些人當中雖說也有想要考取功名的，但是更大一部分，也都是市井小民罷了。大多數人來參加這次比賽的目的，其實和莫迪差不多，都是為了奔一個好前途。陸垚的名聲大家其實都是知道的，最近汴梁城中可以說是獨領風騷的人物，而且人家有真本事。不單單是生意做的好，現在科舉考試也是探花，第三名的名次，將來就是樞密副使，還要建功立業。這種人舉辦的比武大會，誰都想摻合一下，到時候若是能幫著陸垚辦事，自己的未來也一定是前途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