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極少數人可以幸運地留京——這叫朝升。
每走一步，還需要有五位以上的保人，這叫舉主。沒有點名聲政績，光找齊舉主都很難。
然而所有這些，才僅僅與官職掛鉤，對大宋官員來說，真正重要的其實是差遣。
沒有差遣的官員，叫階官，又稱寄祿官：五品以下的寄祿官收入很少，基本上家里人上了五口，在汴京生活都有些問題。
官多活少，差遣就成了稀缺資源。
到了蘇油所處這個時代，州縣出現長官缺位，具備資格的人選已經多達十位以上。
因此，能否拿到差遣，就顯得至關重要，輕官職重差遣，是大宋的官場生態。
當初以蘇油探花的成績，韓琦給了狀元及第的官職和同進士出身的差遣，蘇軾認為嚴重不公，都想去敲登聞鼓了，就是這個原因。
得到差遣，叫“窠闕”，又是好幾條途徑。
第一條路叫辟舉，一些中央部門，具有辟舉權，長官可以為本司聘任僚屬。
比如御史臺，諫院，長期需要大量新鮮的炮灰，就是個低級官員留京的好渠道，不過風險極大。
因為御史臺位卑權重，是推倒宰相的先鋒軍敢死隊，一旦失敗，慘不堪言。
而且就算成功，也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里邊那八百。
第二條路叫吏部闕，這個權利歸審官院和吏部。
一些不太重要的職位如在京庫務、寺、監丞的職位，可以通過這種渠道獲得。
但是別去找官員請托，找小吏更加方便。因為吏部官僚選任條目過于紛繁，連長官都搞不懂，只能倚賴胥吏來完成。
這就導致賄賂的問題非常突出，胥吏們的好機會來了。
或是曲解條文，或是修改簿籍，上下其手，徇私舞弊。
南宋“無五百千，莫近臨安。”的說法，就是這么來的。
第三條路叫堂除，由宰相控制的中書門下負責一些職位的安排。
這些職位都比較高級，而且堂除稟承“為官擇人”的原則，相對不泥于資格，比較靈活，宰執的個人意見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比如陳執中給王安石安排的群牧判官，度支判官，就是這種。
如果宰相的人品不怎么樣，堂除會變成相臣們黨同伐異、弄權舞弊的工具。
呂夷簡，文彥博，陳執中，王安石，都因為塞親屬或者私人，遭到過猛烈的彈劾。
最后一條路，就是皇帝了。
也是兩條路。
高級、核心臣僚的任免，裁斷權則掌握在帝王手里，即“特旨除授”，針對老臣。
而新人，只有狀元榜眼探花，或者制舉出身，才算是天子門生。
擔任一任通判、簽判就被召回京師授予清要職務，一般都是修起居注，知制誥起步，算是前邊那堆人的預備隊。
這就是三蘇制科出來后，宋仁宗夸口說今日為子孫尋得三宰相的原因。
這兩條路，是最安全，最清要，投入產出比最高的。
有時候兩條路也是一條路，比如晏殊晏相公，自己做著宰相兼樞密使，女婿富弼做著樞密副使，要辭職宋仁宗還不同意。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君臣關系了，這是玩伴加同學，戰友加基友的關系。從小到大一路陪伴刷出來的人品。
從法律文本上看，這是一套完美的制度，但是從實踐中看，這套看似頗為全面嚴密，體現循序漸進原則，滿足了大多數官員期待公平愿望，符合大宋一貫求穩風格的制度，執行起來和最后得到的效果，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