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專家們一番偷換概念支支吾吾，讓大家在印象里，將宋代民間農業借貸，利息從收益的百分之八十，換成了本金的百分之八十；然后模糊了年利率的概念和手續費的概念，讓大家以為，青苗法的利率真的只有百分之二十。
還有就是，北宋借貸乃是普遍現象，但是是不是就意味著利息翻倍的非法高息借貸，也是普遍現象？
其實文獻資料就擺在那里，之所以被騙了這么多年，以前怪信息不暢，之后只能怪自己不主動學習研究，也算是活該。
商品經濟發展到宋代，其實民間借貸已經非常普遍。
宋人筆記中提到過，“大賈之室，捻散金錢，以逐十一之息，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于市區。”
就是說進行貨幣兌換，短期借貸，收息一分，做生意，利潤一倍。
關于農業借貸，也有很多規定，太宗朝就有規定：“富民出息錢不得過倍稱，違者沒入之。”
“有取富人家谷麥貸息不得輸倍，未輸稅不得先償私負，違者加罪。”
“民負息錢，無得逼取莊土，牛畜以償。”
一直發展到“諸路州縣約束人戶，放貸米谷，只備本色交還，取利不過五分，不得作米錢算息。”
最高百分之五十，超過部分法律不予保護。
當然最后這條是南宋才明文規定。
自唐井田制崩潰之后，“縣官失養民之權，轉歸于富人。”帶來了民間借貸的繁榮昌盛。
所謂“今之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巨室者，一鄉之望也，齊民之所依賴者也。”
掌握了巨大財富的富民，樂衷于在土地兼并的同時，也熱愛從事放貸活動，成為主要的放貸群體。
宋人袁采對借貸的利潤有個大略的判斷：“若以百千金銀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必十千。用以典質營運，三年而其息一倍。”
這里將土地投資年回報率定在百分之十，而將典質運營的回報率定在百分之三十三。可見將資金用于放貸的收益比投資土地高出許多。
凡事都有兩面性，到了宋代，已經發展到“鄉間無典肆，民必無以春耕；城市無典肆，命案即將增多”的程度。
到如今甚至從“官不為理”，發展到了“官為理索”，政府還要幫富人管理貸款回收。
其結果就是官商勾結。
該不該治理，當然該治理。
土地兼并的案例里，欠租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有法律規定鄉村欠款不能奪土地耕牛作為賠償。
雖然執行肯定不到位，但是那是監督問題，不是立法問題。
欠逋，農人欠朝廷的每年應納的賦稅，那才絕對是一大幫兇。
但是王安石的《青苗法》，并沒有減少農人多少負擔，因此也就并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雖然能夠替國家充實國庫，但是帶來了極大的負面效應，反而會導致兼并加劇，農人負擔更重，生產效率降低，社會矛盾激化，反對聲音過大等諸多問題。
如果這么干值得那也好說，可問題是，真的值得嗎？
在蘇油這個有著后世金融觀念的人眼中，這么干相當不值得。
后世所有人都知道，金融行業的一大作用，就是吸納閑散資金，將儲蓄和收入變為資本，形成貸款投放到社會生產當中去。
富人是天下最有錢的團體，他們的錢加起來，比內庫加國庫還要多出無數倍，這部分的錢財不去想辦法掏出來加以利用，反而堵死他們的投資渠道，將國家用于糧食儲備和糧價調控的常平倉、廣惠倉做本拿去投資，還有比這更加拙劣的理財之道嗎？
只要是金融行業出來的人都知道，貸款是有風險的！貸款風控是每家銀行的生存之本！
幾乎所有銀行，都是吸金巨獸，但是可以說幾乎每一家銀行的倒閉，都跟風險控制有關！
而最大的風險，就來自不良貸款！
國家來坐這個莊，出了風險怎么辦？唯一的解決之道，在后世有一個非常貼切的形容——割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