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槍手，而且這倆槍手的水平之高，古往今來，一共也就八個。
其中民族風氣與國格兩項條陳，完全是蘇軾在領會蘇油的意思之后，獨立起草。
這本身也是蘇軾的強項。
中華民族的民族風氣，在蘇油看來，其實是在完成農耕文明的發展格局之后，便已經凝聚成型。
仁、義、禮、智、信。
孝、悌、廉、恥、勤。
忠、勇、敬、恕、謹。
儉、忍、善、寬、和。
這些固然是美德，但是仁近懦，善近偽，智近奸，信近迂。
用矛盾論的觀點來看，那就是幾乎每一項美德，都有一個似是而非的惡俗與之相伴，這里邊就存在一個度的問題。
蘇軾宏文滔滔，從三皇五帝開始，剖析華夏民族在數千年歷史中發生的重大變故，以及這些變故對民族風氣和民族性格的塑造，發生了那些關鍵的作用。
而到了如今的大宋，熙寧之前，與熙寧之后，又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故，這些變故對于風氣的塑造，又發生了哪些作用。
其中最大的影響，就是幾次對外重大戰爭的失利。
蘇軾的文章里，也著重分析了民族風氣對于對外戰爭的影響，以及對外戰爭，對于民族風氣的反作用。
毋庸置疑，兩者都沒有起到什么好的促進。
兩個極端同時存在于大宋的民族風氣上——自大與自卑，保守與務虛，怯懦與盲動。
而兩個極端體現在外交策略上，就是打也不行，和也不行；體現在國家政策上，就是積進也治不好，保守也治不好。
要糾正這種狀態，首先就是要實現民族思想的轉變——自尊，但是不驕狂；自信，但是不虛枉；自強，源于務實；自立，源于自強。
民族，是由國人構成的，民族氣質，則是國人氣質構成的。
簡單舉一個例子，那就是祖宗“以文制武”的國策，在一次次對外戰爭失利中，被徹底讀歪了。
正確的理解，祖宗的這句話，應該是指國家武備，軍士訓練，將領培養，遷轉升降，都應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機制來管理約束。
管理機制，就是“文”，軍事力量，就是“武”。
而不是簡單地將“文”定義為文官，將“武”定義成武將，在國家內部人為地制造對立。
晚唐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李林甫唐國忠之輩斷絕了武將上進之道，讓這套機制喪失了作用，這才導致藩鎮跋扈，戰亂蜂起。
因與果，果與因，不能本末倒置。
而到了大宋，軍制的改革，僅僅只走完了第一步，就是開始將國家的軍事力量，嘗試納入正常的管理體系，而不再采用軍閥時期單純的武將負責制。
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但是卻并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對國家的軍事力量沒有起到好的作用，相反，帶來了諸多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也和風氣相關，以至于明敏如韓忠獻公，都曾經說出“東華門下唱名方為好男兒”這種話。
這明顯是對祖宗遺意的誤讀，也是風氣使然。
可在如今大量有知識，通文字，曉軍略，善謀略的人才投身軍伍之后，在回過頭來看這句話，明顯是有失偏頗，矯枉過正了。
國朝至重者，宗室，然自太祖起，宗室初授將軍，后轉觀察，節度，皆是軍職，直到熙寧年間，才定下宗室轉文資之法。
所以說認為重文官輕武將乃是祖宗的本意，明顯是站不住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