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曰回到郡府，何儀即打起精神，認真將此二詩寫下，共寫了十五份，由郡府遣人分別送去郡中十五縣，并按照荀貞的吩咐，這些送詩的郡吏沿途每經一鄉，便暫停下來，將此二詩出示給鄉薔夫看，命之抄寫下來，亦懸掛於鄉寺的堂上。
如此這般，旬曰間，郡中各地就已皆知這兩首詩了，因此二詩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在這些送詩去諸縣的郡吏們回程的路上，他們已能在鄉野中聽到孩童唱誦了。
郡中的士族、大姓聞得荀貞此二詩，表現不一。
有不以為然的，有非常佩服的。
荀貞抄襲的這兩首詩，不管你是不以為然還是甚為佩服，這兩首詩立意正確，站到了道義的制高點上，不以為然的那些，如趙然、郡丞李鵠也沒辦法加以詆毀，因是之故，一時間，郡中的輿論，不管是農人、黔首，抑或士族、大姓，對荀貞這片憐農仁民之意均是一片褒譽。
在高邑的王芬也聽到了這兩首詩。
王芬家世豪貴，對底層百姓并無像荀貞這樣深沉而濃郁的感情，但他到底是黨人的八廚之一，對此二詩也是大加贊賞，送了道檄書到魏郡，對荀貞提出表揚。他在檄書里寫道：“卿至郡旬月，平定於毒，可謂知兵；書此二詩，憫農勸政，可謂仁民。有卿在魏，州安枕無憂。”
荀貞如果只是一個“文士”，寫出這么兩首詩，在當今主流仍是“經義”、詩并不太被正統的儒生、士子看重的背景下可能只會傳誦一時，但他的身份是魏郡太守，這就不一樣了。
人是政治的動物，特別是地方長吏，更是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與政治有關。
荀貞以魏郡太守的身份寫出這兩首詩，就從側面道出了他執政的一個根本，即王芬所說之“憫農仁民”，在剛經過戰亂、地方急需休養生息之際，這么兩首詩出來，足可為州郡標桿，引起上下的贊賞、重視。
這就是文字的力量。
荀貞辛辛苦苦，為秋收忙了那么久，然因這是他的本職，故此默然無聞，不為外人知，兩首詩一傳出去，馬上就得到了州中的贊許。
這也正是荀貞的目的，他正是出於政治的考量才把這兩首詩抄襲了出來。
歸根到底，他這么做還是想扭轉州郡對他的印象，他不想讓別人認為他只是“知兵善戰”，他還想讓別人知道他也能夠治民，因為說到底，軍事是為政治服務的。政治才是第一位的。
皇甫嵩為冀州牧，上書朝中，請求減免了冀州一年的租賦，得到了州人的作謠歌頌，在甚至比他平定了黃巾之亂還更值得稱許，何哉？便是因為此故。
再能打仗，也只是一個“將”。為將易，為治國治民的“良相”難。
可他在魏郡的執政措施卻一直不能被外界聞之，故此他經過考慮，遂有了此二詩，——和他初出茅廬，在繁陽亭、西鄉為吏時相比，他現今在政治上成熟了很多。
結果和他預想的差不多，不但得到了郡內的稱頌，并且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州中的褒揚。州吏多是從諸郡名士中辟除的，既得到了州府之褒揚，那么用不了多久，州內諸郡應也能知他此二詩了。也許再用不了多久，乃至冀州鄰近的諸州也能知他此二詩了。
有此二詩在外，為他打響名頭，各地有心的士子如再對他在魏郡的執政措施稍加了解，應就可以改變他在他們眼中的形象了。漢人的地域觀很強，很排外，荀貞不知道等將來天下亂后，他有沒有機會主政一方，也不知道他主政的會是何地，如他有機會主政，而主政的又是潁川、或者豫州以外的地方，那么憑此“仁民”的聲望，至少可以減少一點地方上對他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