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表象看本質。
錢被搶了，糧被搶了，甚至地盤也被搶了，所以我們大家伙才合起心來鬧事——這才是這張長達一米、可謂字字是血淚的訴狀所掩藏的真正內容。
不論王邦才、李獲陽等嘩變官員如何訴苦，高淮在遼東又是如何搜刮民力，有一點是絕對繞不過去的，那就是沒有高淮，這些錢糧恐怕也到不了朝廷手中。
誰人得去了？
除了遼東文武，應當沒有他人。
對此，良臣從不懷疑。
因為，歷史很明確的告訴他，遼東軍頭的形成正是在萬歷時期，至崇禎末期達到巔峰。最后，搖身一變，“從龍入關”了。
有穩定的錢糧來源和地盤，有大量役使的軍民，才是形成軍頭的基本條件。
高淮所為，且不論其是否具備合法性，又是否真的手段粗暴，不顧民力如強盜一般竭澤而漁。至少，在良臣看來，他在遼東干的不錯，要不然萬歷也不會挺他十年。
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高淮的說法是王邦才和李獲陽搶奪他上貢給皇帝的錢糧，事泄鋌而走險率眾嘩變。
王邦才他們的說法則是高淮在遼十年，致使百姓窮困，軍民苦不堪言，他們這才不得已帶甲喧嘩。
誰對，誰錯，良臣不評定，他也沒這個資格評定。
他只是來看看的，萬歷沒有給他任何權力，任何可以處置這樁大事的權力。
不過，站在良臣的角度，單從這份訴狀來講，高淮的稅使差事干的是十分到位，也很盡力的。
不論從事哪種行業，只要有買賣，有利潤，那向國家交稅，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事。
如果說錯了，也是高淮干的有些過份，或者說過于貪婪了，也有點過于小家子家。
百姓種的菜也要收稅，這未免太不像話。
當然，事情真假，還有待良臣進一步調查。
至于說稅兵敲詐商人，這件事當然不能聽憑一方所言，得辨證看。
稅兵為何敲詐商人，是應收稅而收不得，還是應收稅畢再敲詐呢。
不搞清這個問題，談是非對錯，那就全然是表面文章，當不得真了。
要知道，萬歷之所以派出礦監稅使，根子就在于國庫收不上稅。僅靠田畝稅，根本支撐不了龐大帝國的運轉。國庫要是有錢，萬歷何至于擔上一個與民爭利愛錢皇帝的罵名。
礦監，是靠開礦掙錢。稅使，則是靠收稅掙錢。
顯然，打一開始，萬歷的目標就很明確。無論是開礦還是收稅，所針對的也絕不是普通百姓。否則，大可加田畝稅便是，何必如此麻煩，整日和外朝爭來吵去的。
萬歷不向普通百姓加稅，那么收稅的目標是誰？
答案，是明擺著的。
天下誰人有錢，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