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當今皇爺廣派礦監稅使以來，南直隸卻如化外之地般，竟是無有一個礦監稅使存在。
宦官衙門倒有三個，一是南都的內守備衙門；二是先在蘇州后遷杭州的蘇杭織造衙門；三就是設立才月余的江南鎮守衙門。
但此三衙門卻都不涉礦稅事，南直隸各處銅鐵礦如今基本都是“民營”。而在嘉靖朝以前，朝廷于南直隸設有官營鐵礦處五處，冶鐵所兩處。
溧陽礦場便是這五處官營礦場之一，僅在嘉靖年間，鐵產量就達到了三千多噸一年。而設于蕪湖的鐵廠規模則更大，最盛時役使工匠上千人，僅次于位于北直隸的遵化鐵冶廠，每年煉生板鐵18萬余斤，生碎鐵6萬斤，熟掛鐵20萬斤。
礦場繁盛之時，鑿礦者、燒炭者、有煽者、巡爐、運炭、運礦、販酒不計其數，一爐足養活數百人。如今在南直隸頗受百姓喜愛的“蘇鋼”便是蕪湖鐵廠所冶。
鐵礦場如此繁榮，每年銷量如此之高，為朝廷帶來賦稅以數十萬兩計，如今卻都成了“民營”，究其原因便是“與民爭利”四字。
隨著吏治敗壞，南直隸官商形成了諸多利益集團，這些集團又往往有南都勛戚參與其中，勛戚能量極大，通過種種手段使的官營鐵廠“私有化”，從而使本該上繳國庫的大筆賦稅到了他們的腰包之中。
整個過程與如今糜爛的衛所如出一轍，而各省鐵礦場也多大如此。
有鑒于此，萬歷才開始往天下廣派礦監稅使，然而其它諸省皆有礦監存在，獨南直隸卻是一個也無。
原因有二，一是得了“招呼”的朝臣極力反對；二是發生于萬歷二十九的蘇州民變。
此民變鬧的極大，影響極為惡劣，使得朝野上下為之喧嘩，群情激昂。
本有意往南直派礦監的萬歷面對此局面，也是束手無策，一方面讓那織造太監孫隆遷往杭州，另一方面也是徹底打消了往南直派礦監的想法。
畢竟，南直乃朝廷錢糧賦稅來源重地，要是因礦監事若得各地不斷發生民變，于朝廷本身而言是相當不利的。
也就是在蘇州民變后的第三年，位于應天府溧陽縣的溧陽鐵場易主。
原由南京戶部管轄的溧陽鐵場被以兩萬四千兩的價格出售給了一個叫徐元的商人。
這筆交易使得南都不少有識之士憤慨，因為溧陽鐵場雖不及蕪湖鐵場產量高、利潤多，但每年銷售所得也有六萬多兩。現在卻以兩萬四千兩的價格賣出，簡直就是白送。
然而，南都的科道卻無人敢上書朝廷揭發此事，原因便是那個叫徐元的商人背后，站著的是魏國公徐弘基。
徐弘基乃中山王徐達之后，世襲國公，與南都內守備協守，領后府，又提督操江，是南都文武百官之首。
堂堂一個國公買一個鐵場，南都上下誰敢說個不是？
況國公又不是強占，乃是真金白銀買來的。
便是有那為數不多的官員想要揭發此事，魏國公也有法子讓他們閉嘴。
人嘛，無外乎名利，真不為名利所動的，使個法子調走就是。要連這點本事也沒有，魏國公又何以敢稱南都文武之首呢。
徐元其人，便是出身魏國公府，乃是家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