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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香港政府舉行記者招待會，為能掌握最后主動，特首沒出席，出席的是財經線三人：擔任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居中，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居左，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居右。
三人宣布政府進入股市和期市的消息，并表示會動用一切手段，在股票、期指及股票借貨渠道【注：指借出做空】上全面迎擊國際炒家，尤其是會托住股市，絕不會讓國際投機資本通過看跌期指賺錢。
這話一出籠，現場“嗡”地議論聲大起。
面對隨后眾多記者的詰難，曾蔭權擲地有聲：“這場仗沒有辦法避，一定要打。救香港比某些慣例重要，香港都不在了，慣例還有用么？”
該發言語驚四座，后來外界才明白：當時最積極主張干預的技術官僚其實并不是任志剛，而是曾蔭權。三駕馬車中曾的表態最積極，任相對積極但偏中性，許的態度更趨于中立，但不反對同僚的意見。曾甚至認為，就算中央沒有支持，港府也應該有所作為。因其這番表態，后來仕途上突飛猛進，2005年前任特首以身體健康原因辭職后其繼任特首并連任。
記者招待會很快就結束了，但反對聲隨后鋪天蓋地響了起來：
民主黨認為國際炒家之所以攻擊政府，根本問題在于聯系匯率制本身，而不在股市和期市，這實際上是在暗示放棄聯系匯率制度——這等于是步東南亞其他國家后塵。
另有一批研究經濟的學者，如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香港城市大學金融教授張仁良則認為，香港一向奉行自由市場經濟，這次行動開了壞的先例。
他們的邏輯不在于這次救市，而在于這次行動后的影響：政府居然可以救市，那大家就可以放心炒，反正崩盤了政府會托底！股市能救，那房市應該也能救，不救？那民眾就要抗議、示威、游行——經濟面尤其房地產面就變成只能漲不能跌的局面，整個房地產經濟把全香港都綁架了。
這些話在1998年看上去有些書生意氣，后來卻一語成箴——不然6年后港人游行怎么來的？
由此，汲取教訓的港府在10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機中不管怎么跌，再也不救市了，那時擔任特首的正是目前極力主張救市的曾司長。
所以，人性這東西，很多時候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不過從策略上說，港府入市時機經過精心選擇：接下來2天，8月15-16是雙休日，8月17日為香港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注：安排在8月第三個周一，該日假期是1996年全國人大香港特區籌委會以單行條例明確規定，但香港正式回歸后不列入公共假期】，香港市場一連關閉3天，政府相對有更多時間調集頭寸，同時對各方做好解釋工作，緩沖和消解部分反作用力。
但對常天浩來說，他關心的并不是休市期間香港的應對，而是關心自己賬面上的資產。在周五收盤時高洋未在大戶室出現起，他就隱隱約約感覺不對；周六、周日兩天，他雖然在圖書館思考、整理那篇關于10年中長期預測的文章，但心里總隱隱約約覺得有問題。
所以周日下午時分他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去銀行刷自己的存折，看看錢賬戶了沒有：按照結算管理，應該把上次20多萬未結算的港幣和周五那筆67.5萬的港幣結算進來，同時扣除他的手續費和利息。
但等3點半刷了存折之后，發現上面根本沒有進賬記錄，他忽然有些緊張起來：上次結算是中午就打入的，這次都下午3點半了，怎么沒有？
有心去新世紀看看，結果沒發現有人工作，他更覺得蹊蹺。平心靜氣想了2分鐘，他概括了3個可能：
第一，南方公司沒把錢打過來——無論有意還是無意；
第二，錢已到新世紀，公司還未來得及打款；
第三，公司不想打款。
第二種可能無所謂，只要等待一下就好，但如果是第一或者第三，那意味著自己有麻煩了。
本想直接給高洋打電話，但想起高洋中午時隱約閃爍的眼神和下午未出面的詭異，他硬生生忍住了沖動，撥通了小琴的電話：“琴姐姐，能找你問件事么？”
“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