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領導再沒說一句話。
……
我們三人從天朗家里出來會社區，走得很慢。
“要留意劉天朗。”袁姐忽然對我說。
我看看她：“...…留意他什么？”
“保持聯系，經常接觸接觸，看看他們家需要什么幫助。”
“嗯。好的。你放心，您不說我也想著呢。”我說。
袁姐的腳步停住了，站定在我面前，看著我，像是有點不放心似的：“洋洋，我說的話你聽懂沒？”
張阿姨站在她旁邊，跟她一起看著我，她們的樣子是意見統一的，是有默契的。
我有點納悶了：“我聽懂了呀，您不是說，要我及時幫助他嗎？”
袁姐與張阿姨互相看看，決定還是把話跟我說得更明白一些：“要小心他。他有什么動向你都要掌握，要跟我及時溝通，我們跟派出所那邊都會關注他的。”
我一下子有點蒙：“啊？您是這個意思？”
“對。”
“……你把他當做是危險分子了？”
“不能那么說吧，重點關注對象。”袁姐說。
我忽然對這位一直都很貼心的，很信賴的領導有了些意見，不知道是因為她剛才沒有喝劉天朗遞來的水，還是因為她現在要我把他當做是一個“重點關注對象”，我沒說話。
袁姐看了看我，像是猜到了我的想法一樣，并沒有再繼續這個議題。
第二天上班，低保戶的錄入系統發來消息，我們社區里的有兩個家庭整體收入超出了標準，要停止發放低保了。其中一戶在我負責的網格里，我馬上給那家打了電話，告訴他們低保要停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奶奶在當天下午就問信找來，跟我說生活如何不已，負擔怎么重，要求我可憐可憐他們家，要我重新發放低保。我不得不從一個重要的報表中抽身出來，跟她解釋，低保跟全社會的報稅系統都是聯網的，無論是數據還是政策標準都不能修改，更不是我能決定的事情，您讓我怎么幫您呢？
老太太苦求我一個多小時，見實在沒用，呸了一聲走了，臨走時給我留下一句話：“看著人模狗樣的，怎么沒長心嗎？”
我就硬生生地接了這一句，坐回自己的座位上，愣了好一會兒，被人這么說覺得心里怪難受的：我才不是沒長心的人呢，正相反，我心比誰都軟，我比誰都有人情味兒，我小時候跟小朋友分橘子蘋果都是自己吃小的一半給別人大的，我現在長大了別人的事情只要是求到我，我都盡著自己的能力去辦絕不含糊，可是在社區里工作日久，我發現你要不要投入感情，就好像我爸給我姥姥做菜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放鹽一樣，放多了怕她高血壓受不了，放少了又怕沒有味兒她不愛吃，老年人營養跟不上。干我們這行，別人的家事是你的公事，你不設身處地替人著想，不投入感情，別說像我這樣快干一年的了，連堅持一個月的耐心恐怕都沒有；可是如果太過感情用事，那也不能公平公正的完成工作，或者執行政策。
我對劉天朗心懷同樣的矛盾。人怕接觸，接觸多了，了解多了，總是難免共情，我去過他工作的發廊，他生活的小窩棚，我把他從去外地的大巴車上拽下來，陪著他送走他爸爸，還借給了他七千塊錢，看見他痛哭流涕。在那些零散的片刻中，我能體會到他遭受的苦難，我可能不同情他嗎？我又不是一個木頭。可是同時，這個人還有另一面，也不可能被輕易抹去，他的爸爸燒掉了半邊樓，欠著人命，他的性格里沒有瘋狂殘忍的基因嗎？他跟這個小區別的居民，他們之間沒有仇恨的烙印嗎？這誰能為他打包票呢？
怎么對待劉天朗讓我左右為難。我既不想要跟他再有更多的接觸，讓自己更加同情這個命運多舛的男孩兒，也不想要像袁姐說的那樣監視他，匯報他的動向。我跟他特意保持距離。
直到這一天，文具店的郭姐找上我，讓我幫忙把房租退給天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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