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種焦慮，人們不僅越來越在意別人的生活，更在乎在別人眼里自己的生活。
別人的生活是那么豐富多彩，儼然是一副人生贏家的樣子，反觀自己，是那么枯燥、無趣。
有些人開始煩躁、嫉妒，通過各方面比較找到自己朝過別人的的地方。
而那些內心強大的人則不在意別人做了些什么。
這類人有三個共同的特點：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知道自己必須做什么。
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如果做不到這三點，就很容易被人左右言行。
在圣馬可教堂的墻上有四匹銅馬，那是從君士坦丁堡搶來的，而這與人類歷史上一場有名的詐欺案有關。
恩里科·丹多洛操控了香檳公爵，讓后者覺得，想讓威尼斯參與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提供后勤支持搶回耶路撒冷就必須先把君士坦丁堡洗劫了。
丹多洛這么做的目的是削弱君士坦丁堡的實力，讓威尼斯獨立，不用和葡萄牙一樣隨時擔心被西班牙吞并，但他也知道就憑威尼斯的實力是達不到削弱東羅馬帝國目的的，于是他用了一著借刀殺人。
學會識別這一計謀可以防止上大當、吃大虧。
新加坡人利用日本人的投資，開發絕后島，不對，是圣淘沙島也是這樣，他們通吃的是所有想來島上置業的富豪，換了一個名字而已，本質沒有變，那是一個很適合拍恐怖片的南洋小島。
人之所以會覺得痛苦是因為覺得有需求，島上的超級富豪生活很安逸，享受著陽光、沙灘、果汁、菲律賓女傭的服務，但是要是忽然竄出來一個拿著武士刀的日本兵，兇神惡煞得對他砍過來，再美的夢都要驚醒。
再不然就是挖坑，那坑也不知道是用來埋自己的還是埋同伴的，挖著挖著就哭了。
小兒麻痹癥是可傳染的神經疾病，接觸到污染的水就可能傳染，“下蠱”可能就是這樣的東西，在要害的人吃喝的飲料食物里加入那種水，一次不行多下幾次，反正“主人”接過仆人提供的飲料是沒有戒心的。
在疫苗發明前，得了那個病幾乎都要致殘，李承乾的腿疾說不定就是人為造成的，身為太子，別人有必要那么大費周章得害他。
西方的巫術多半是與不幸有關，東方則因為“祖先保佑”變得與幸運有關，為了爭奪父母的安葬權力兩兄弟反目成仇，全因為風水先生指引的福佑自己的“寶地”不同。
不是所有的靈都是好的，也有惡靈存在，父母和祖先會保護自己的兒孫后代，當然是擋災納福的好靈。這在理性哲學的時代是一種“迷信”，但是在宗教改革以前的歐洲卻是一種普遍認知。
伽利略等科學家反對將神靈套入數學公式，并且用數學公式來解釋世界，宗教審判所讓他“懺悔”的就是這個。
反對巫術的人以邏輯、物理和自然法則等手段否認巫術的存在，嘲笑巫術信仰者的荒唐，惡靈更是沒有物質化的力量。
也許它們真的沒有那個力量，但是它們卻會耳語：
你做的是正確的事，殺了你眼前那個人，你是在幫他解脫。
阿不思·鄧布利多還懇求西弗勒斯動手，對于一個得了絕癥的老人來說，一針毒藥在睡夢中死去也是一種幸福。
美國連環殺手護士庫倫外表溫柔親切，在紐澤西、賓夕法尼亞等地多家醫療機構工作過，但她私下卻通過給病人注射致命藥物等方式悄悄殺死他們。
這位死亡天使殺了300多人，她聲稱此舉是為了結束病痛之人的痛苦，但也有很多非絕癥的病人死于她手，庫倫一直到2003年才被捕，瘋子的邏輯以邏輯為先，然后才是道德不道德的問題，有時候正常人會理解并認同瘋子的邏輯，邏輯嚴密的瘋話才更可怕。
更糟糕的是，就算有人告訴那個人，你的行為是錯誤的，也會被置若罔聞，他已經深刻得認同了絕后島是富人區的概念了，住不起的窮鬼才說那個地方鬧鬼，他在那里住著一切正常。
這世上找到絕對理性正常的人很難，基本上只能相對著看，巴伐利亞的親王主教就比德國皇帝要正常得多，雖然他是個不怎么遵守教規的“正常男人”。
無論怎樣看，即便是仇恨第三者的女人，也會覺得把情婦切碎了從窗戶扔出去是不正常的。宮廷大臣卻對此置若罔聞，因為死了一個女人并不影響國家的運轉。
魯道夫二世死后沒幾年，布拉格發生騷亂，群眾沖進了皇宮，將幾個皇家官吏從王宮窗戶扔了出去，正是“扔出窗外事件”引發了德國30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