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教宗和熊貓都是和平的使者，不過他們還是存在分歧，但誰能拒絕一個得了絕癥的小孩最后的心愿呢？
蘇格蘭和英格蘭鬧分裂，一提起愛丁堡動物園的熊貓歸屬誰的問題就不鬧了。
動物學家說，熊貓是一種猛獸，那個毛茸茸、滿地打滾的“食竹者”哪里兇猛了？
教宗內侍無意識地笑了起來。
就在這時，他桌上的電話響了，秘書告訴他約見的人已經來了，于是他將那封信放進了抽屜里。
進來的是一個普通的世俗青年。
從第一個試管嬰兒降生之日開始算，到現在有很多這種“人造”嬰兒誕生了，雖然這不符合神設立的創世秩序，卻不能將這些孩子拒之門外。
男科學家“竊取”女科學家的成果，在科學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沃森和克里克偷用了羅莎琳·富蘭克林的數據，發現了DNA雙螺旋；約塞琳·柏奈爾觀測發現了脈沖星，但最后獲得諾獎的是她的導師修維什。
1862年，英國醫生約翰·蘭頓·唐注意到在那些”天生白癡“的嬰兒里，有些孩子具有共同的特征：面寬、眼睛小而上挑。到20世紀初，人們已經意識到，這是一種相對常見的先天病，發病率約為千分之一左右。那時在很多國家，患兒通常會被專門機構收留，但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治療，大部分患者很早就會夭折，沒幾個人能活到20歲。
一位名叫瑪爾特·戈蒂耶的年輕女醫生在哈佛經歷了1年的兒科進修后，回到巴黎。她得到了一所當地醫院的臨床職位。醫院兒科主任雷蒙·圖爾潘對唐氏綜合征很感興趣，很多年前他就猜想這可能與染色體異常有關，但是沒時間深入研究。有一天圖爾潘發牢騷說沒人理睬他的猜想，戈蒂耶想起了自己在哈佛受過相關訓練，便自告奮勇接下了這項研究。
醫院撥給她一間廢棄實驗室，里面有一臺冰箱、一臺離心機和一臺質量很差的顯微鏡。沒有經費。她自掏腰包買玻璃器皿，自己養了一只公雞作為血清來源，而如果需要人血樣本，就用自己的。
這期間圖爾潘本人從來沒有來過她的實驗室，但是圖爾潘門下的一個學生則時常來訪，他叫熱羅姆·勒熱訥。有一天戈蒂耶談到了她無法拍照的麻煩，勒熱訥提出說可以拿她的玻片去別的實驗室幫她拍照。此后戈蒂耶就再也沒有見過那些玻片，直到2個月后，在蒙特利爾的國際遺傳學大會上，勒熱訥向全世界宣布他發現了唐氏綜合征的病因，使用的照片正是這些玻片。在提交的論文里，勒熱訥是第一作者，圖爾潘是通訊作者，而毫不知情的戈蒂耶被安在了不起眼的中間位置，按照論文的描述，她的貢獻主要是“從美國帶回了一種新的組織培養方法”。
戈蒂耶在打擊之下決定告別科研，重返臨床和教學崗位。而勒熱訥卻名聲鵲起，不光是因為他發現了唐氏綜合征的病因是21號染色體多了一條，而且還找到了一種原則上的預防方式：嬰兒沒出生的時候你不知道他的相貌和智力，但可以取樣獲得他/她的染色體，如果在懷孕早期能進行基因診斷，發現21號染色體出了問題，那么墮胎再懷，不就能避免悲劇了？
但勒熱訥是一個天主教徒，而天主教是反對墮胎的。他認為，就算是唐氏綜合征的患兒，自懷孕那一刻也有生存權，醫學只能提升他/她的生存質量，就算提升不了也不能用墮胎“解決”問題。
一個唐氏綜合征的孩子該生下來么？
墮胎不是一個簡單的倫理問題，而是摻雜了無數政治和宗教因素，情況錯綜復雜。對于中國來說，這種有唐氏綜合征的孩子是會毫不猶豫得選擇墮掉的，這會減輕父母和孩子的負擔。
1994年，勒熱訥因肺癌去世，為了紀念他而成立了熱羅姆·勒熱訥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有三重任務：研究，關懷，號召。前兩者都很不錯，但第三部分用了很大的精力反對墮胎。
勒熱訥在世時雖然貶低了戈蒂耶的重要性，但至少沒有否認她起了作用。可是這個基金會既然以勒熱訥為精神領袖，那就容不得這樣的“詆毀”。基金會網頁上的勒熱訥個人簡介里，把一切成果都歸給勒熱訥，對戈蒂耶只字未提。頁尾的“了解更多”鏈接指向了一個名為“勒熱訥教授之友協會”的組織，該組織的目的是爭取天主教會為勒熱訥追贈宣福禮，而宣福禮需要至少一個認證過的神跡。
“我給你一個任務。”教宗內侍說“你要保證，你能發誓對此守口如瓶嗎？孩子？”
“是什么任務？”年輕人問。
“運用你的專長，混到醫院里。”內侍說道“你要保證教宗用來治病的樣本不成為別人論文的材料，這你能做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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