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在反對什么其實他在擔心新政在劇烈的沖擊下化為烏有，一如王安石變法，如果張居正的新政崩潰了，大明的新政就會墻倒屋塌。
王崇古在提醒陛下，任何政令都是需要人去實現的，大明的行政力量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強大。
權力，沒有那么的神秘，掌握的信息越多，對下的實質權威就會越多，掌握信息不夠清晰，對下就只有形式權威，由于信息的復雜，整個社會的不確定性，導致各類的事務界定的邊界模糊，所以才會出現高度人治的一把手負責制度。
在地方，是巡撫對主要大事一體負責，倭患虜入民變，在朝廷，就是皇帝對大明的興衰榮辱一手負責。
而一把手承擔全部責任就會出現專權，而專權就是權力，權力必然滋生腐敗。
實質權威、導致一把手負責，催生專權，滋生腐敗，這是所有官僚制度的必然弊病，或者說也是社會運行的基本邏輯，沒有人可以逃脫，大到國朝，小到商行、商幫、工坊、每家每戶，都是如此。
當下大明很少有女工，那么家庭中所有責任都由丈夫去承擔，家庭的一切生活開銷、子孫后代讀書識字、家族的開枝散葉等等，妻妾在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對外信息了解模糊，那丈夫在家庭中就擁有了絕對的權威，才會有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說法，這也是妾室、外室當牛做馬，名為伴侶實為奴仆關系的原因。
而正妻至少擁有公序良俗和律法上的承認和保護，所以可以對妾室外室生殺予奪。
王崇古必須要說服對下積極了解信息、已經形成實質權威、大明興衰榮譽完全肩負、有能力有實力負責、擁有完整皇權的陛下，否則還田法這么大張旗鼓的搞起來，大明必然千瘡百孔。
王崇古在大聲的告訴陛下，大明現在沒有基層組織，還田疏根本無法實施，政策是需要人去實現的，不進行基層組織建設，袖手空談政令，是水中月鏡中花。
維持現狀，是最好的辦法。
“你說得對。”朱翊鈞對王崇古的意見是十分認可的，大明皇權不下縣，在國初的時候，是可以做到的，時光荏苒，基層組織架構的徹底瓦解。
大明的基層建設就是里甲制，在里甲制的基礎上，有了黃冊和魚鱗冊，里長、糧長、驛卒，就是大明的基層組織架構，這一套已經被完全破壞，里長被富戶取代，而糧長成為了苦役。
糧長，洪武四年起，納糧1萬石左右的地方為一區，指派大戶世代為糧長，征收和解運田糧，且要擬訂科則、編制圖冊、申報災歉、檢舉逃稅、催辦糧差。
這在最開始是個優差，畢竟掌握權力，就可以中飽私囊、為禍鄉里，可是隨著官田減少、百姓逃亡越來越多、兼并嚴重，糧長催辦糧差，收不上來的稅，就只能由自己賠付，變成了苦役后，糧長也開始逃難。
大明的基層組織，徹底瓦解。
大明現在催辦糧差，多數都是由縣衙的戶房找人掛名糧長派出，而后帶著充斥著三教九流、來路不明的衙役們，武裝催收，而百姓們則拿起所有能拿起的武器，武裝抗稅，這種斗爭一直在大明上演。
所以縣衙要多依賴大戶認捐繳納，這樣就不必下鄉過分催收鬧出民亂了，長此以往，大明已經實質性形成了地主富民為鄉野基層領導層的社會政治秩序。
所以，地方和鄉賢縉紳們是合作共生的關系，地方衙門需要鄉賢縉紳配合納稅給朝廷交差。
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地方衙門需要鄉賢縉紳納糧，所以就只能為鄉賢縉紳們大開方便之門，清丈，大家都還能夠接受，確定地籍所屬，偷稅漏稅的實在是太多，大明財用大虧，朝廷下了考成，要搞清楚有多少地，在誰手里，這說得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