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在萬歷元年開始講筵的時候，就曾經教過皇帝一個道理，曾子曰：君子思不出位。
張居正說：君子和小人不同，君子所思慮的范圍，絕對不會超過自己的的位置，都是力求盡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自己所在位置的職責，即：盡其本分，所當為之。
作為左柱國、帝師、元輔、宜城侯的張居正，也在踐行這句話，他所思所慮所為，都是大明該何去何從。
誠然，他以考成法開啟了萬歷維新的大幕，但所有的維新都要落到物質之上，吏治為開端，是保證政令能夠推行下去，最終還是要物質變得豐富，維新才能真的成功。
在張居正本人看來，他所代表的官僚體制改革，和王崇古所代表的生產力進步，官廠制更加重要。
“我不認為先生是完全對的。”高啟愚通過申時行的只言片語，知道了張居正所思所慮，思考之后，否定了張居正的看法。
“果然逆徒。”申時行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身為張黨門生，申時行確實不敢大聲說出，先生不是完全對的這句話。
做了禮部尚書后，高啟愚的思考方式，立刻上升到了禮法之上，禮法真的不重要嗎？高啟愚以為并非如此，只不過賤儒的表現太差了，導致禮法不被陛下重視而已。
萬士和這個禮部尚書做的就很好，陛下就很認可。
高啟愚搖頭說道：“先生覺得，有了官廠，有了住坐工匠，這官廠三級學堂、身股制、工盟、轉崗等等，時日久了，慢慢都會有的，我完全不認為，可能真的會有，可需要多久呢？五十年？一百年？但，絕對不是二十年。”
張居正所代表的不完全是官僚體制、效率的改革，還有思想上的變革，思想變革，看起來虛無縹緲，空無一物，和賤儒們談的心性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但二者之間有本質上的區別。
一本矛盾說，可謂是開天辟地，如果所有人都能站在一個對立且統一的視角，去看待所有問題，從萬事萬物的陰陽兩面去出發，那天下大同指日可待。
當然，階級論這種東西，有些過于離經叛道，以至于不被人們普遍認可。
高啟愚繼續說道：“我為何要這樣講？文成公的官廠制，不是什么稀奇的東西，軍屯衛所加上住坐工匠制，永樂年間就有了官廠，規模宏大，最終還是失敗了，而且一蹶不振，沒有矛盾相繼釋萬理，很多制度，根本不會出現。”
“例如前段時間匠人下山，聲勢浩蕩，人人畏懼，朝臣們都知道匠人心里有怨氣，對文成公身后事那般潦草，非常不滿，甚至把崇古馳道的碑都推倒了，因此誕生了矛盾，矛盾激化成了沖突，才有了匠人下山。”
“朝廷所有人都認為，必須要化解其中的矛盾，才能解決，可這種事放在以前，只會派出京營鎮壓。”
“正統十三年，葉宗留和鄧茂七的民亂，葉宗留是礦工，鄧茂七是農戶，二者帶眾百萬，把福建攪得天翻地覆，今日再看，但凡當時福建官員能夠做個人，也不至于鬧到這般地步。”
當時的福建左布政使宋彰，過年要鄉賢縉紳送他‘冬牲’，鄉賢縉紳們有模有樣，要窮民苦力給他們送‘冬牲’，這場波及五省、百萬之眾的民亂就此拉開了序幕。
福建這種地方，兵家不爭之地，多山少田，百姓困苦不堪，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再加上額外的冬牲，把人往死路上逼，那自然要往死里鬧。
黎牙實說大明人并不溫順，被逼上了死路就會反抗，而不是安心去死，像待宰的羔羊一樣，只知道瑟瑟發抖。
當矛盾說這種基于分析矛盾、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出現后，賤儒們的胡言亂語，就變得十分可笑了起來，不基于矛盾的分析，基本可以斷定，都是詭辯。
“你說的有道理。”申時行對高啟愚的看法，頗為認同，但可能不在其位，不在元輔的位置上，思考問題的方式有所不同，或許到了那個位置，才能徹底明白，張居正所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