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鶚的風波，在申時行的介入下，立刻平息，倒不是說申時行多厲害，而是有些話，需要人講出來。
就是在需要的時候，有人需要踩一腳剎車。
停一停，等一等，這在權力漩渦，是比較少見的，
通常情況下，爭斗一旦開始，并且形成了黨爭，就只有不死不休，直到一方完全勝利，另一方徹底失敗，并且死的徹底。
即便如此，斗爭依舊不會結束，勝利的一方，會繼續分化，繼續斗爭，直到江山社稷轟然倒塌。
黨錮被列為亡國四兆，絕非胡言亂語，亡國四兆，剩下的還有播遷（因為戰敗不得不逃離京師）、虜入（敵人將堅固的關隘攻破兵臨城下），君出（皇帝被俘虜，群龍無首）。
這四個征兆，出現一個，就是亡國的征兆了。
任何政治體系，巫蠱制的傳統部落、分封制的封建、郡縣帝制、代表議會制度等等，無論何等政治體系里，都需要建立適度的制約和平衡機制，來防止過度決策、權力斗爭泛化波及廣眾、以及暴力沖突，最終導致生產被破壞。
一旦這套制約和平衡機制失效，那么斗爭就會向無序方向擴大，最終斗爭失控，導致整個社會徹底割裂。
通常情況下，郡縣帝制，會通過分權結構、冗長的決策流程、大臣多數同意和多層利益表達渠道，來分散權力的向上集中，來達到阻止決策者一廂情愿、一拍腦門的胡作非為。
無論是在朝廷還是在地方，都存在這樣的制約機制。
可是這種制約和平衡機制，造成了程序上的僵化，因為過于復雜的程序，導致決策困難，事情往往要拖很久很久；同樣也會造成決策的低效，每個人都有想法，每個人都有主意，吵吵鬧鬧爭執不休。
僵化和低效，只要拖得時間久了，自然不了了之，問題還在，卻沒人試圖解決它了。
萬歷維新以來，在張居正尊主權一號令的威權、強人政治下，大明的分權結構已經有些失效了，大明朝廷已經換版本了。
如果張居正是個臣子，攝政還名不正言不順的話，陛下這位掌握了軍權的君王，名正言順了。
這固然解決了僵化和低效，但同樣，出現了新的問題，那就是君臣之間沒有了緩沖和冗余，很容易直接沖突起來。
換了版本，換了玩法，申時行的作用就展現了出來，他這個老好人，往中間一杵，把話講出來，踩住剎車，不讓矛盾和沖突激化，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有的時候，皇帝陛下為了大局，委曲求全，有的時候，臣子要為了自己的腦袋，稍微退兩步，以求君臣不撕破臉。
這也是歷代宰相的職責，在君權和臣權之間，做那個潤滑劑。
高啟愚是不適合干這個事兒的，他作為獨臣，他只能完全迎合上意，而且他講話過于直白，會讓士大夫們惱羞成怒，大臣們也是要面子的。
朱翊鈞對申時行是非常滿意的，他甚至覺得，不恢復廷議制度，不直接面對大臣，就這樣決策也很好，遇到了難事，召集大臣奏對，平素里有個申時行端水折中，決策也是十分高效的。
皇帝陛下拿起了一本奏疏，來自大宗伯沈鯉。
沈鯉作為骨鯁正臣，在奏疏里，講了一件舊事。
永樂二年，朱棣下定了決心，冊立了太子朱高熾，封了朱高煦為漢王，而朱棣給漢王朱高煦的封地，在云南。
朱高煦在冊封典禮上，當場表示了不服，看著老爹問：我何罪，斥萬里？朱高煦不肯就藩云南，朱棣沉默許久，才回答，爾無罪，允許了朱高煦留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