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本來到天牢來，是想問問呂坤到底為何要授意三個掮客，勾結那么多的官員，攻訐王國光的身后名，有什么政治目的，是否有朝中大臣授意。
但在見到呂坤的那一刻，朱翊鈞釋然了，他也沒有問，他很確定沒有朝中大臣授意，因為呂坤這身上那股子賤儒味兒太沖了，他這股賤儒味兒，就進不了大臣的眼里，大臣也懶得跟他攪合在一起，影響進步。
呂坤就是那種很普遍的大明賤儒，有點野心、能力卻很一般、沒有志向、事事推脫責任、喜歡給自己錯誤行為尋找理由，最大的本事就是投機取巧、見縫插針、鼓噪風力輿論后渾水摸魚。
被廷杖、流放的四十三名官員，也一點都不無辜，因為他們都是一樣的人。
真正帶著大明向前走的人，是脊梁挺得筆直、內心深處往往憋著一口氣、心懷遠大志向并且付諸于實踐、堅毅百折不撓的弘毅之人，他們遇到任何的困難險阻，會第一時間想辦法去解決，而不是去逃避或者謀求私利。
朱元璋留下的財政困局，這個困難如同山一樣，擺在了萬歷維新第一屆閣臣班子面前，這個困難很大，大到兩百年以來的士大夫或者有意、或者無意，對它避而遠之，生怕引火上身。
王國光遇到了，他試圖解決，甚至捎帶手，把當年開中法被破壞的邊方糧餉問題，都解決了。
而這些一遇到什么事兒，就自詡清醒，張口要殺要剮悉聽尊便，閉口士可殺不可辱，一看到大明維新出現了一點點問題，就開始破口大罵，一看到維新有一點點的成果就會陰陽怪氣，對大明、對朝廷、對皇帝的評斷從來都是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只要不聽他的話，就是不行，只要不把權力給他，就是不行。
這類的賤儒，除了聒噪之外，對國朝存續、對大明革故鼎新、對發展、對萬民，從來沒有帶來過哪怕一點點的幫助。
活著的唯一作用，就是浪費糧食。
連高攀龍這個賤儒，在學了矛盾說和階級論之后，都能完全理解國朝在還田上的謹慎，是為了減少對百姓的折騰。
朱翊鈞回到了通和宮御書房后，對呂坤這個案子進行了全面了解。
呂坤和這類大官人，都是一類的人，他們冒著天大的風險，搞來的銀子，都給了這些個寵愛的外室，希望給這些外室、外室子們留下一些財富，自己鋃鐺入獄，但這些外室拿著銀子就開始亂花，結果讓啼笑皆非。
如果這么看，朱翊鈞這個皇帝，也好似是個力工，他很勤勉，終日如同牛馬，他很節儉，一分銀子恨不得掰成兩半花。
他的勤勉給了大明，他的節儉，都變成了丁亥學制的投資，都變成了十八座大學堂，變成了給學子們的膏火銀，讓學子至少讀書的時候，不會為了五斗米而折腰。
只不過，和呂坤不同的是，哪怕朱翊鈞失敗了，也沒有人會嘲諷他，因為朱翊鈞做這一切的動機，僅僅是因為：
遍地哀鴻滿地血，無非一念救蒼生。
他是皇帝，他得到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就得這樣做，肩抗日月，扛起江山社稷，帶領大明走出危局。
歷史上的萬歷皇帝，倒是個放得下的人，斗不過朝臣，自己往后宮一躲就是三十年，卸下了所有責任，別說奏疏，連任免官員都不做，直到薩爾滸大敗，大明那時候就已經死了，只不過是慣性之下還沒倒下。
他一個人，爽是爽了，給天下人帶來了苦難，而后把這些苦難，綿延了三百年之久。
大宗伯沈鯉、少宗伯高啟愚再次上奏，請定王國光謚號文定，朱翊鈞批準后，給王國光加官一級，安葬在了金山陵園，位居大明功臣之列。
張居正在王國光頭七那天，從天津府趕回了京師，送了這位老戰友最后一程。
而戶部全員出席，參加了王國光的葬禮，對于戶部而言，王國光就跟祖師爺一樣。
在萬歷維新之前，戶部就是個人人都能踩一腳的衙門，誰都能對戶部官員啐一口痰，每年過年關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官員都在罵戶部，連皇帝也罵。
因為國帑內帑度支，就只能做三個月，官員的俸祿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