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九年，明州衛指揮林賢通倭事發，明史當中記載的大意是說胡惟庸曾將寧波衛指揮使林賢收為心腹，隨后捏造了罪名將其貶到倭國，實際上是讓林賢在倭國活動密謀造反事宜。
如此林賢活動三年后，胡惟庸揮揮手將其官復原職，而林賢走之前與倭王約定了謀反事宜，倭王于洪武十三年派遣一支四百人的朝貢團隊陰匿火藥刀劍，結果沒想到等他們趕到時胡惟庸腦袋已然落地，于是只能不了了之。
后來林賢事發，朱元璋大怒再追責胡惟庸案，于是又有一批官員被牽連處死，而通倭之案又牽涉到了不少江南豪強，被同罪連誅。
現在一般來說都偏向于認為胡惟庸通倭子虛烏有，實質上是朱元璋在借題發揮，清查異己。
但如果去研究林賢案的原文，會發現其中有意思的點很多。
首先，林賢案的記載源頭是老朱親撰的大誥三編指揮林賢胡黨第九，故而后來清廷修史時將其采錄于明史。
如今質疑通倭之真假，首先是在古代倭國遙遠，仰其為助力未免太不靠譜；
其次大誥屬于老朱的一面之詞，那不是愛咋編咋編？
最重要的就是咱們之前說過的，倭國的南北朝時期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才結束，當時倭國不僅沒有一個雙方都認可的倭王，就連朱元璋責備的那個懷良親王在洪武五年就被送到鄉下種地了，洪武十六年已經病死，根本不可能是跟胡惟庸密謀的那個“倭王”。
大誥當中留下的林賢案雖有漏洞，但老朱關于此案的記載卻透露出兩個線索：
洪武年間倭人“詐稱入貢”不止一次；明朝內部確實有通倭的內鬼。
關于“詐稱入貢”咱們此前已經說過屬于倭國南北朝的關系，倭國地方大名乃至于海盜海商打著使者的名頭招搖撞騙，明明拿不出國書貢表卻被禮部全部接待，帶到了朱元璋面前。
大誥中朱元璋對此反思過，認為禮部對什么阿貓阿狗都放進來，是存在一個內部人的干預，假借倭國內亂之名掩蓋好讓倭人只要打著使者旗號就能來去自由，方便搞事。
能夠與此佐證的是明中期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卷十二記錄的寧波市舶司被突然關閉的事件，自宋朝起，明州洪武十四年更名寧波在對外貿易當中就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突然關閉是不太合常理的，沈德符記錄的原因是“寧波亦近畿甸，為奸民防也”。
而再回看，胡惟庸案第二階段主角林賢的職務，就是寧波衛指揮使。
如果再將時間反推回大明開國之前，與朱元璋爭雄的盤踞于長江流域的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對寧波都相當重視。
這些勢力被朱元璋剪滅之后，余部大多通過寧波逃入海上，最終造成了明初“每誘島倭入掠”。
在林賢案中，朱元璋很大概率是意識到了倭寇不再是散兵游勇，他們熟悉沿海地形于寧波能進退自如，再聯系到胡惟庸覆滅前無論是什么阿貓阿狗自稱倭使都能被禮部送到皇帝面前，寧波的問題在朱元璋眼里就已經十分嚴重了。
對于朱元璋給胡惟庸通倭蓋棺定論的原因，沈德符在敘述寧波市舶司被罷原因時，說的另八個字或許能作為最好的注解：“迫近京師，或行窺伺”。
在朱元璋眼里，胡惟庸即便是不通倭，也必然是通過林賢在寧波的窗口與張士誠等殘部有過接觸，這或許也是大誥三編對林賢案反思當中，朱元璋認為林賢最初是張士誠部下的一個合理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