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期冀皇叔與諸葛先生能有經略漠北之良策，使河北漢兒解此藩籬。”
亂世當中波折多少年，劉協也自有自己的思考之事，羈縻之策便是其中之一，畢竟認真算的話，覆漢之賊便是羈胡之策的受益者。
這倒并非是歸罪于任一方，只是他寄人籬下時日長久，故而對強行內遷的胡人與百姓之間生出的矛盾看得愈發清楚罷了。
劉備與孔明對視一眼，隨后齊齊躬身應下，畢竟這本身便是他們的意愿打算之一。
正如咱們前面所說，胡藍案貫穿了整個洪武朝。
雖然名字是胡惟庸案、藍玉案、通倭案、李善長案等等等，但實際上這些都是能歸類為一，稱呼為勛貴案。
以洪武三年的中書省變化為始，到老朱駕崩為終，老朱對開國功臣態度變化的脈絡很是清楚。
從最早的寵信重用，到猜忌懷疑，再到限制約束，再到最終的全部鏟除，這基本上就是洪武年間勛貴們的命運旋律。
而如果是從勛貴案的角度出發的話，分析起來這個持續二十幾年的大案反倒是出乎意料的簡單。
說白了就是皇權這東西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加強，實際上君權至高無上的特點已經非常明顯，君尊臣卑，臣子只能望風受旨，都不要說對抗，生死榮辱都盡握在皇帝手中，這是從大明開國時就已經確定下來的事實。
而在這件事上來說，明初的勛貴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大部分對于這種變化都缺乏足夠的敏感。
這一點上都不需要現代分析，明末談遷在著國榷時就已經說的很清楚：渡江舊勛，俱魚服之侶，臣主未定，等夷相視。見兵柄獨握，未免為所欲為耳。
渡江舊勛，說白了就是淮西黨，對他們來說，更加認同的并不是朱元璋的皇帝身份，而是在創業初期所確定下來的淮西集團首領的身份。
但隨著大明國的建立，朱元璋也從一個地方集團的首領變化為一個國家政權的最高統治者，這個位置就約束著他要為了長治久安考慮，要建立起來一個穩定的統治秩序。
這個職責的最佳體現依然還是朱元璋和劉三吾對話當中的“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之語，挺清楚的認識到了皇帝是不能摻雜有地域屬性的。
畢竟這一點上史書寫的挺清楚，地方和中央爭斗了多少年了？雙方利益談不攏才是常態。
面對這個問題，老朱一開始的丹書鐵券顯然是一種比較一廂情愿的做法，他希望通過這種優厚的待遇去洗脫勛貴的地方屬性，與他老朱家一起世世代代為了大明國努力。
但這種操作吧，說白了就是熱臉貼了個冷屁股，畢竟你想要地主階級不得兼并，那跟要他們狗命也沒啥差別了，于是最終雙方大打出手，以勛貴的集體覆滅而告終。
而跟這個二合一勛貴案比起來，四大案當中的另外兩個多少有點名不符實的感覺。
典型的比如空印案，明太祖實錄里甚至壓根就沒記錄，而原因嘛有人猜測是因為編實錄的方孝孺老爹就是因為空印案坐罪而死。
但好在這個案件也不復雜，掰開揉碎說白了就是一群官員帶著蓋好章的空賬本進京報稅，跟戶部商量著怎么填今年賬單，這種事兒放現代但凡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都覺得是純扯淡。
就這后來涉事官員還辯解稱是因為稅糧運輸過程中有損耗，而一旦數字不符就要打回去重新核查，一來一往路途遙遠不好搞。
可是看看具體涉案官員呢？鄭士元，湖廣按察使僉事；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濟寧知府；這兩個地方到京師是絕對算不上路途遙遠的。
要說空印案最大的作用大概就是給朱元璋扣帽子，方孝孺說下獄數百，明史說主印者死、從犯流放。
但結果到了現代就變成了空印案連坐誅殺者數萬，而論這個說法的起源應該是朱元璋傳當中的“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達七、八萬人”一語。
這種春秋手法更像是先射箭再畫靶，給傳記當中的朱元璋“殘忍嗜殺、重刑懲貪”這個論斷作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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