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家伙在野時天天罵人，覺得人家不行，然而真的讓他們眾正盈朝了，做的反而不比人家好。
東林黨成立四十多年以后從來沒有提出過一個可以救治國家的政綱。
自己號召廣開言路，實際上自己找到機會同樣利用黨爭打壓其他派系的聲音。
號召打擊閹黨，但是閹黨被連根拔起之后東林黨就徹底掌權，他們照樣的黨同伐異，被剝削的百姓也沒見日子好過了多少。
至于反對東南沿海商業干預就更抽象，商業稅到明末已經成為大明收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東林黨人反對干預商業是對的，但實際執行之中卻很快和東南的新興商業階級配合，以“不能與民爭利”為口號阻撓朝廷收商稅，使得大量的稅收負擔壓在了農民身上，導致農民不堪重負。
后來的東林黨直接變成了江浙仕商一體豪強的保護傘，號召著輕徭薄賦，但是卻對征收商稅萬分回避，對征收農業稅表示支持。
少數有見識的東林黨人如鄒元標也能看出東林黨的問題，但是當他四處呼喊恢復張居正的政策時，其他東林黨人卻紛紛與他割席。
東林黨到后期已經完全成為一個黨爭派系，落下“長于內爭，短于治國治軍”的評價。
歷史是唯結果論的。
東林黨沒有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被清流嘲諷的“昏君”“權臣”好歹能出張居正改革、萬歷三大征，可東林黨崛起后，不管口號喊得再響亮，卻沒有真正做出什么值得稱道的成績。
到東林后人眾正盈朝的崇禎時期，大明更是干脆給盈沒了。
站在東林黨內部當然可以有各種理由說自己執政的艱難，但是登上歷史舞臺的勢力哪個不艱難
當國家的命運交到身上時只有接不接得住的分別，形勢艱難不應該成為借口。
當然，站在這個時間點還未成立的東林黨還沒有那些抽象行為，這些東林群賢此時可是敢于和稅官太監、勛貴豪強對抗，保名教、斥奸邪的正直文人，集天下之望。
王文龍也沒可能在現在批評人家什么。
高攀龍和顧憲成兩人親自陪著王文龍走向高臺，高攀龍笑著說道“我等聚會講學，一直沒有一個固定場所，如今也只能找這一處破舊的書院作為暫時集會之所。”
顧憲成為王文龍講解“此地原為閩學鼻祖，龜山先生吳國公楊時在無錫講學的舊院，只是時間日久，逐漸荒廢，我等來到之時已經改建成佛寺，親自動手劈樹斬草才勉強開辟出這幾間院落，只為請建陽這樣的名儒前來講學。建陽遍歷諸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還請建陽為我等講解海外之事。”
王文龍謙虛道“不敢說什么講解，只是盡所能罷了。”
今天東林八君子中的七人全部到場，七人都是在野官員，基本全是為了爭國本或是保護清流文官上疏被貶，在江南士林有很大聲望，同時罷官之前在朝中結下的黨派名望也未散去，這些人以同樣目的結合在一起，自然能夠影響朝廷局勢。
王文龍登上講臺，看著臺下濟濟一堂的名士，覺得心中有些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