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些儒生也只是在心中一笑，能夠想到這一層的儒者大都明白董仲舒以后的經典解析方式多半是拿著古代圣賢的話去闡述自己的理論，比的就是一個誰能把自己的道理用圣賢的話圓的清楚，所謂“六經注我”，而王文龍的這一段闡述，并不違反理學等現在主流的儒家思想，并沒有值得抨擊的點，什么年代了。
李化龍那么有名的大官，不照樣是學習軍事水利等等技術嗎？而且還因為他對水利的見解獨到而頗受天下人贊譽。
這時哪怕最守舊的儒生也不會覺得四體不勤、五谷不分才是儒者應該追求的境界。
這時就聽王文龍繼續說：“既然孔圣人已經將話說得如此清楚，那么我也有底氣來想想今日之儒者該學些什么本事了。”
“大家知道我是在西洋長大的，許多人也說我會些雜學，雖然我大明讀書人都以為四書五經才是正道，雜學非本業，只需兼學而已，但我從小學習這些知識，卻知道無論是算術物理還是化學造船，這雜學是真不簡單啊！”
“如今歐洲人已經來到咱們中國的海面上，他們根本就不曉得什么四書五經，但是如利瑪竇等西人，因為所學之豐富，卻被我大明讀書人認為是泰西儒者，可見要養成一股文氣，不僅僅是通過讀圣賢書而來，多學雜學也能明白這樣道理。”
“要我說呀，從孔圣人的春秋之時，種田做工的本事根本不需要有能為者去學，到如今，儒家門生出外做官，多少要學些錢谷、刑名之業，若是做了水利官就要學習夯土筑壩，做了農官就要學習種田養蠶，各地織造、官場之中官員對于各項技術都要鉆研。讀書之人能夠之捧著四書五經，不學其他學問便做好本職工作是越來越難了！”
王文龍的話漸漸從敘述轉向判斷，而在場的學生們也被王文龍的判斷所吸引，漸漸不再討論，而是都將目光看向他。
王文龍繼續道：
“如此，今后之讀書將會要學習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隨著日后工業農業技術越發復雜，今日我們以為是雜學的做工種田行商的本事，在日后將漸漸成為自己的一門獨有學問。”
“所以我才會號召列位都來這民黨的書齋學習，不光是不識字的白丁可以來書齋掃盲學一身本事，就是飽學之士，在這書齋之中學會各種本領，他日也能成為進身之階。”
“民間所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如今可能只是調笑，但幾十上百年后，說不定真有那學農學工之中的狀元翹楚，能和四書五經金榜題名的狀元到一般的地位！此事不遠，說不定在你我有生之年就能見到征兆！”
王文龍的判斷說的斬釘截鐵，臺下眾人越聽嘴巴張的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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