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我的家人、我的老師、我的女朋友都希望我成為一名醫生。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夢想變成了我的夢想他們讓我相信我應該成為一名醫生。
但是盡我所能，我也做不到。在作為一名醫學預科生，經歷了幾年艱難而不愉快的歲月之后，我痛苦地意識到我不喜歡我正在上的課程。
我認為我的比較解剖課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心理折磨尤其是解剖實驗課。我就是無法讓自己去研究我不感興趣的東西。
當時，我認為我缺乏紀律性，而且很自私。也許事實確實如此但無論潛在的原因是什么，我都無法使自己成為我認為自己應該成為的人。
所以我決定停止嘗試。”
從這一段開始，不止是韓易，徐憶如和趙宥真也聽得極為認真。
兩個女孩各自有一個，想要把價值觀與世界觀糅合成“夢想”的形狀，包裝成禮物強迫她們接受的家庭。
面對同樣的情況，拉里埃里森做出的抉擇，讓兩人都很是好奇。
“我從大學輟學時才21歲；把我所有的東西牛仔褲、t恤、皮夾克、吉他裝進我的車里然后從芝加哥開車一路來到加州伯克利。
我的南加州大學夢想，完成了一小部分加州這部分。
1960年代的伯克利是一切的中心。反戰運動、言論自由運動、人權運動。對于一個散漫、自私的20多歲的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完美的開始尋找人生意義的地方。為他自己、一個正義的事業和一份他熱愛的工作。
1960年代生活在伯克利的每個人都反對越南戰爭；我也不例外。那是一個屬于水瓶座的時代，但我從來沒有留過長發，也沒有戴過情愛珠。我學會了用吉他彈奏流行的抗議歌曲，但我從來都不是一個認真、堅定的反戰抗議者。
然而，我確實找到了一個使命我今天仍然熱衷于此。
伯克利以東開車幾個小時便是內華達山脈。我愛上了那些山脈，愛上了優勝美地山谷無與倫比的自然美景。
我關心荒野，我想幫助保護它。我加入了塞拉俱樂部，成為了一名環保主義者。
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春季和夏季，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高山和優勝美地山谷度過，擔任河流向導和攀巖教練。我喜歡那些工作但不幸的是，它們的薪水不高。”
拉里埃里森青年時期看起來任性，但現在回首卻多少有些命中注定之感的自然保護者工作，讓小如和宥真的嘴角都勾起了一抹含義各異的笑容。
年輕人，總會做一些沖動的、魯莽的、讓人提心吊膽的、雙腳飄在半空中的抉擇。
而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哪怕想要成為資產千億的富豪，也不需要從一開始，就向生活做出妥協。
“所以我還在伯克利找到了一份每周工作幾天的計算機程序員的工作。
我在大學里學會了編程。我不喜歡編程，但它很有趣而且我很擅長。計算機編程給了我與解決數學問題和下棋一樣的滿足感在我成為一個迷茫的青年之前，我非常喜歡這兩件事。
在我生命中的這個階段，我認為我在自我發現的旅程中取得了真正的進步。我找到了一個事業，我有幾份我喜歡的工作，很有趣，并且能承擔生活開銷。
我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我的妻子不是。
她看到的是一個在山上呆了太多時間做傻事的大學輟學生。她希望我全職從事計算機程序員的工作，或者回到大學完成我的學位。
我們妥協了在某種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