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他們提到的敕書問題，這里得說一說，非常重要。
大明初期對女真的大力招撫，并在女真地區建立建州衛、毛憐衛等羈縻衛所制度，對女真實行“以夷制夷”的政策。
在這種政策之下，管理女真各部的地方官員雖然身為女真各部首領，也在政治上接受大明的冊封，如誥敕即委任狀、官印和冠帶襲衣的頒發等代表朝廷的委任措施。
這其中，在女真與大明的關系中起關鍵作用的是誥敕，也就是所謂的“敕書”，它的關鍵在于其“憑證”作用，既是朝廷中樞對地方官員官職及其等級的授予憑證，也是女真向朝廷定期朝貢和受賞的憑證，是身份地位和貿易進出雙重的重要證明，敕書的存在也是與朝鮮相比較之下，女真與大明貿易中最為突出的特點。
大明對于敕書地位的正式規定始于正統時期，“上是其言，乃敕遼東等處總兵等官，今后外夷來朝者，止許二、三人或四、五人，非有印信公文，毋輒令入境”。
在女真與大明的朝貢貿易和馬市貿易中，都需要“敕書”作為進京和入市的重要憑證，入關和進入馬市時，要將敕書及進貢物品或貿易產品交由相關的官員進行査驗。
由此可見，敕書不僅代表著大明朝廷的絕對政治權力，也和經濟問題緊密相關，并為女真經濟實力的增長和軍事崛起起了重要的作用你有敕書，你才能和大明進行貿易，而且由于每一張敕書限定交易人數為“止許二、三人或四、五人”，所以擁有的這類敕書越多，能進行貿易的額度也就越大。
其實，大明方面一開始使用敕書，其目的和作用更偏向于政治方面。敕書最直接的功能是冊封地方官員，“賜敕書，各統分部”，換句話說是朝廷對地方官職的賦予，官員又是政治權力的掌控者，所以大明對女真頒布敕書，也就是從政治上明確確立了君臣、主從的關系，將女真劃入大明的政治勢力范圍之內，并規定其進京朝貢的義務。
當然，這種義務也帶有政治和軍事上的強制性。
可以說，明初確立并在后金建立前一直沿用的以敕書為憑證的朝貢和馬市貿易，是大明用以控制并使女真臣服的一種重要手段，而敕書則是這種手段的證明。
但大明看重的是政治，而女真人更看重的卻恐怕是其經濟利益。
當然，也不是說女真人不看重政治方面的作用，實際上大明對女真各部招撫后，以頒發敕書的形式對管理女真的地方官員加以任命，這種帶有儀式感的憑證，標志著之前作為游牧民族的女真開始出現官僚階級。
職位的世襲會逐漸使得掌握管理職權的上層階級在經濟上也超越平民，并世代累積財富，在本來頗為原始的女真社會逐漸出現“私有財產”的概念和形成趨于穩定的貧富分化。
換句話說，敕書的頒布加速了女真社會的等級差別，這種明顯的等級差別和私有制度，也是女真社會向封建化轉變的表現之一。
后世有人覺得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多么了不起，其實他搞出八旗制度完全合情合理大明的敕書制度給他打好了基礎。
實際上他只是順勢把潛規則擺上了臺面這個旗是我的，那個旗是你的，大家都是半奴隸半封建制度中的上層統治階級這不就是延續了大明敕書制度
然而政治影響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過程，而經濟影響則是更具有時效性的。
敕書是女真各部進京朝貢和進出馬市的關鍵信物，這也是區別于其它貿易的最明顯特點，掌握敕書后的女真人，憑借朝貢和馬市的存在，逐漸不再單純依賴于原始漁獵經濟，而是學會了利用漁獵經濟的產物，與大明等進行貿易，以此得到生存乃至于擴張所需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