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最著急的問題就是錢。
他在當了皇帝之后才發現，當初父皇之所以經常死皮賴臉要求戶部撥款搞這搞那，并非真的就是什么貪得無厭，而是皇帝與戶部之間的關系就有這么神奇。
戶部恨不得朝廷所有的用度開支都從內帑出，皇帝則恨不得連給后妃采買胭脂水粉的錢都歸戶部出。
究其原因，似乎是雙方都覺得自己很窮，而對方卻很富。
然而，戶部國庫的錢財有多少，雙方都比較清楚，而內帑到底有多少錢，則只有皇帝清楚，戶部是不清楚的。
這就造成了一個悖論般的情況，皇帝只要喊窮，戶部堅決不信；戶部一旦喊窮，皇帝卻不能不信。
按理說，只要內帑財務公開，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實際上這一點至少就目前的情況來說，是沒有可操作性的。
因為皇帝必須保持一定的神秘感，沒有任何神秘感的皇帝，經常會鎮不住場面譬如歷史上的崇禎末年，朝廷上下都知道內帑空了，朝廷大臣就沒幾個把皇帝放在眼里的了，因為大家都知道，沒錢的皇帝說話不好使，調誰都調不動，誰都會陽奉陰違。
而原歷史上的萬歷朝，則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哪怕朱翊鈞數十年不上朝，也沒有哪位臣子敢抗旨不遵。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覺得內帑充裕，甚至極其充裕有礦稅嘛。
那么，皇帝內帑有錢為什么這么厲害道理說穿了其實很簡單，因為一旦皇帝有什么想法，哪怕你內閣不同意、戶部不撥款，朕也可以直接拿內帑的銀子來辦事，其實甚至包括調兵打仗。
這樣的局面，就相當于文官集團除了在道德層面也許能限制皇帝一二，在最關鍵的經濟層面卻根本控制不住皇帝，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隨心所欲，言出法隨。
這，才是權力運行的真正核心。
大明的歷代皇帝們，或許他們的政治水平沒有高超到把這些問題理論化，但不代表他們不明白其中的要點，所以皇帝內帑到底有多少錢，那是從來不會讓外廷得知詳細的。
不過，不同的皇帝會有不同的風格，比如成祖永樂帝的風格，就是始終讓外廷覺得內帑極其充裕，所以他可以不顧外廷的反對，又是五伐漠北，又是遷都燕京，又是七下西洋搞得不亦樂乎。
外廷既然不知道內帑到底有多豐厚，自然也就硬不起腰桿來，更遑論生出“限制皇權”的這種危險思想了。
而隆慶帝的性格偏軟，他就不會效仿成祖，而是一門心思哭窮，整天說朕現在窮得叮當響，買區區兩萬兩銀子的珠寶、造一批春宮瓷器之類的破事，都非得讓戶部出錢。
可是戶部也不傻，他們知道內帑不可能真的那么窮，因為光是皇帝的金花銀等折稅，隆慶就用不完，更別提還有大片的皇莊、大量的皇店等收入。
這樣一來，內帑在外廷眼里依舊還是充裕的，所以隆慶帝的性格雖然軟，但只要用了高拱這樣一個性格強勢又和他站一條戰壕的首輔，朝政就依然穩穩當當。
這個情況在眼下的萬歷十一年開始有點變化了，朱翊鈞很敏感的意識到了這一點，因為戶部表現出來的苗頭不太對戶部尚書開始動不動就以請辭來威脅皇帝收回成命。
雖然這一年來戶部的確很困難，但動不動就以請辭來威脅，可還是嘉靖以來的頭一回，隆慶朝都沒有出現過這種局面。
變化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外廷開始懷疑內帑到底還有多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