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要遼東巡撫一職”高務實聽完張四維的話，一臉詫異地反問“心學門下現如今有值得一提的文帥嗎”
文帥就是文人出任大帥的意思，也就是能夠掌兵的巡撫、總督。一直以來，除了王守仁本人之外，心學一脈中的文帥迄今為止還沒有特別值得一提的，個別幾個能打的文帥也都不是純粹的心學派。
比如梁夢龍雖然是張居正的門生，而張居正又是徐階的門生，但張居正本饒施政理念就談不上“心學”，到了梁夢龍就更加與心學疏遠，現在干脆“跳槽”到了高黨的實學派陣營中來。
其實現在大明政壇的“心學”和“實學”劃分已經與十年前有了不少變化，不再單單從師生關系、出身地域來劃分，而開始以施政理念來劃分了。
如果非要簡單一點，那大概就是心學派堅持“道德至上”，而實學派堅持“實效至上”；心學派堅持“治國在于人，治人在于德”，而實學派堅持“治國在法，而法因時而變”。
正經的，心學雖有反對圣賢偶像，破除經典權威的積極意義，但其宣揚的“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注出自王守仁與王純甫書。的“四無”最終卻釀成了支配整個學界空疏無實的學風，進而成為官場作風和社會風氣。
“四無”不是提倡人們去認識和改造社會，而是把人們引向逃避現實、脫離實踐的歧途，為后來心學傳人們搞虛無主義打開了閘門。這些王門后學鼓吹“現成良知”、“以無念為宗”，提倡斂心禪坐、虛靜寡欲，使心學日益陷入空虛簡陋的絕境。
這種棄實清談的學風即便出現在一朝盛世，也會導致嚴重后果，更何況其泛濫于各種危機導致“并發癥”的明末，那就更糟糕了，不僅不能拯救危機，反而使危機愈發嚴重。
而實學派則與之爭鋒相對。其實高拱青少年時代曾研習過陽明心學，但他步入仕途后，目睹士風空浮，政治腐敗，便逐漸認識到了心學之非。
因而他多次提出要破除“虛套”、“舊套”、“常套”、“故套”、“舊習”、“虛文”、“拘攣之”，特別是對政治中的“八弊”陋習更是深惡痛絕，立志要徹底革除之。
在高務實的暗中保駕護航之下，高拱得以順利進行改革，提出“修內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綱領，“挽刷頹風，修舉務實之政”注出自高拱政府書答答同年陳豫野書的改革目標。
他還明確提出一切唯實的施政方針，強調遵“實理”，做“實事”，邪實政”，反對一切表面文章和虛浮之風。
不同于心學后進們在施政理政方面只知泛泛其他，由高拱“組建”的實學派在人才觀、軍事觀、法治觀和理財觀上，也始終貫串著鮮明的實學精神，如講究“綜核名實”，“務核名實”；倡導“以實為聲”，反對“以聲為實”；力求“法必貴當”，“罪必責實”；主張生財理財，“民受實惠”等等。
總之，心學派與實學派的最大差別就在于，心學砂談”，實學砂為”。
因為這個施政理念之差，雙方在政治斗爭中的關注點也就有了差別。實學派這邊比較重視的職務，在中樞就以吏部、戶部、兵部為主。而心學派則尤其重視禮部的歸屬，同時對都察院也很上心。
而在地方呢，實學派格外重視北疆各鎮及沿海各省，心學派則更重視那種農業大省，比如湖廣、江西等。當然，實學派也很想插手南直隸、浙江等地，只是那些地方幾乎是心學派的大本營，所以實學派搞了這么多年，也就塞進去一個應巡撫。
這么一就很明白高務實的驚訝來自于何處了心學派什么時候有興趣關注這遼東巡撫一職的歸屬來了他們的人能干得好這個位置的事
張四維搖了搖頭“不瞞你，我也很好奇他們為何如此，但你知道，我和申汝默不可能直截簾的談這些事，雙方都打著機鋒，有些事只能靠猜。他們為何如此，我亦無從得知，唯一能確定的就是，要讓他們同意增補子愚張學顏、君澤吳兌入閣，必須把遼撫一職讓渡給他們的人。”
高務實眉頭大皺，沉吟道“大舅，甥兒在遼東的布局很大，若是我此時離任，到時候他們把我布置的一些事給打亂了可怎生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