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無巧不成書，但江浙海商們倒霉竟然倒得如此密集、如此環環相扣，那顯然就不會是單純的倒霉，而是京華在故意針對他們了。
這些大海商們本身也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自然也發覺出了其中的不對勁，于是私下一串聯，最后便決定去太倉開個會。
之所以要去太倉開會，主要是由于王錫爵的關系。王錫爵乃是蘇州首富，只要南京的魏國公府不出來爭搶名號，那他大概率也是東南首富，妥妥的江南商道扛把子級別的人物。
不過這并不是江浙海商去太倉州開會的主因，更大的原因還是在于王錫爵本人目前仍處于丁憂之中，他確實沒法在此時離開家鄉這種舉動對于他下至孝的名聲來是災難性的，所以就只好讓別人來遷就他了。
不過，眾海商一到太倉就趕上了一條大消息傳來申時行的信使雖然姍姍來遲，但總歸是到了，并且帶來了京華的“宣戰書”。
一陣嘩然之后，海商們分成了兩派。
大多數江浙海商對于京華的狂妄顯得義憤填膺，紛紛叫嚷著要讓京華好看。主流法是高求真竟敢以眇眇之身冒下之大不韙，此乃取死之道也，吾等此番便要一正下公理，膺懲此獠
客氣一點的法則是高龍文此舉屬實不智，但恐怕是有人游其鄭然我等謙謙君子，豈能效那匹夫之舉，動輒喊打喊殺不如先聯名致書白玉樓，使高龍文知曉其中利害，如此或可使他回心轉意，庶幾兩全其美。
只不過，在這兩派的背后，還有一些人嘴上或支持膺懲派，或支持協商派，可心里卻早已打了退堂鼓，覺得己方根本斗不過京華，還不如早些投降，干脆遂了高務實的意算了。
這最后一種人其實并不笨，也不是生軟骨頭，只是他們的生意實在離不開京華。
江浙海商并不是個個都以販賣絲綢為生，還有很多人從事的買賣是需要從其他地區拿貨的。譬如瓷器，就有很大一部分需要從景德鎮運過來，而長江航閱霸主毫無疑問也是京華。
用京華的內河航船運輸物資，不僅船只優異、運輸價格波動，而且京華的面子也足夠大，沿線各地都不會有人敢對它設關設卡，這些優勢都是其他航船遠不及的。
甚至還不止是有景德鎮的瓷器，京華自家的禹瓷鈞瓷，避諱朱翊鈞也是被追捧上的熱門好貨，這讓瓷器海商們怎么敢輕易和京華撕破臉
義憤填膺又如何，難道真就有那么大的決心，因為一時氣憤，便敢老子不吃這口飯了
更不要朝廷搞漕運海運并行之后，一旦黃河有事，江浙海商還有不少人搞運糧的買賣，而江浙一帶的農業，現在實際上以經濟作物的種植為主，大部分的糧食要從湖廣一帶運來。
這就又轉回了長江航道的問題，一旦京華不供貨，他們要運什么運沙子去燕京，插標賣首送人頭嗎
所以這樣一來，其實只有絲綢海商們是“不怕事大”的，因為京華至少現在還并未涉及絲綢產業其實有也是有的，不過京華做的是遼東的柞絲，雙方的產品檔次不同，針對的買家不同，跟他們不存在直接競爭。
這樣一來，與會眾人公公有理，婆婆有理，搞得王錫爵這個地主頭大如斗。
王錫爵本缺然是強硬派，他是蘇州首富嘛，是大明蘇絲、蘇繡產業的霸主，他又不需要看高務實的臉色吃飯。
只是他的身份卻嚴重限制了他，使他無法明確表達自己的意愿。
一來他作為這次會議的召集人，必須要照菇方方面面，不能僅憑自己一時喜怒而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