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巍雖然也不知道皇帝為何突然搞出這一手來，但身為天官，他還是很快猜測到皇帝可能是想用京察來分散百官的注意力，把“正國本”一事繼續往后拖延。
不過，不管皇帝的目的是什么，如今丁亥京察啟動，吏部都是首當其沖。如何拿準這次京察的大方向，他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大方向這種事，去問許國只是做樣子，問高務實才靠得住。畢竟京察這種事一不小心就可能鬧大，鬧大之后想要沒事，很多時候都得靠著“眾議洶洶”，而實學派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跟著高務實的。
但高務實給他答復的口信很簡單“此考功司之責，天官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
楊巍快到中午時分才收到這句口信，聽完之后就放了心，馬上從內閣回部，下令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員外郎及二主事一共四人全權負責此事。
高務實不是胡說八道，這個做法本身也是沒有問題的。考功司作為吏部直接負責京察的部門，“掌官吏考課、勤涉之事，以贊尚書”，其職責在于對官吏“考其功過、別其善最，奏請黜陟”，在京察中發揮的作用極為重要。明人對于考功司的作用向來十分重視，比如陳有年在為考功司撰寫題名記時，度將其地位推崇到“天下得之則明，失之則幽；得之則理，失之則亂”的高度。
原歷史上王錫爵在論及萬歷二十一年京察之時就曾說“今年考察，系郎中趙南星專管”，此次京察因與“臺省有異”而導致議論紛紜，然“本部堂上官，則以事在該司，不代為之認罪，亦或其體統當而不可深罪也”。
時任吏部尚書的陳有年在評價萬歷二十一年南京考功司郎中錢士完在京察中的表現時亦說“當事難，當任怨之事尤難。諸臣所見，士完任怨矣”。
吏部尚書認為京察由考功司具體負其責，故造成不良之后果應由考功司官員來承擔；內閣輔臣亦認為這種做法“體統當”；都察院長官也認為考功司實當任怨之事。
可見考功司在京察中的作用之大，責任之巨，以至于朝廷上下都認為考功司是京察的“主管單位”。
這種局面也不是只有萬歷朝才有，早在嘉靖二十四年時，薛應旅“為南京考功司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嘗為給事中王曄所劾，囑尚寶丞諸杰貽書應旅，令點曄”。
連當時權傾朝野的嚴嵩想黜退有私怨之人，尚需囑托考功郎來辦，考功司郎中在京察中地位之重可見一斑。
具體來說，“考功郎中每內外二計之年，其起用也，必限先一年春夏到任，馎咨公論，徐折眾靖，不得她擔，臨期草草了事。內外察畢，功司掌印官仍宜宿部數日，查冊內有議未處官，或系司府辯明，或系輿情共惜，一一手注明白，用印鈐蓋，親付選司，不得溷行劣處。此舉必在二月初五六日以前印官注完，呈堂簡閱。”
從這些規定和說明也可以看出，考功郎中通常需要為京察進行幾乎一年的提前準備；而且即使是京察之后，考功司郎中還承擔著做好京察后續工作的任務。
在這種情況下，高務實讓楊巍根據考功司的初評結果“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從道理上和習慣上來說，都是毫無問題的。
但楊巍把這事吩咐下去之后，卻絲毫沒有覺得輕松，他總覺得自己似乎忽視了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