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爵的這封信略出海瑞意料之外。
海瑞與王錫爵其實是認識的。王錫爵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作為三鼎甲之一，當然是留京為翰林院編修，而海瑞在嘉靖四十三年時由興國知縣升調戶部云南司主事，也去了京師。
不過，彼時的海瑞與王錫爵并不熟悉。一來海瑞為人比較“孤僻”，不經常進行官員之間的例行走動；二來王錫爵大名鼎鼎又身份清貴，對于海瑞這種兩次會試都落了榜，結果以舉人身份補官，從縣教諭做起，花了足足十年才混到知縣，又花了六年才混道戶部主事的“學渣”完全看不上眼，自然也不會去主動接近海瑞。
他二人的交集出現在隆慶三年年底至隆慶四年年中的大概半年時間里。彼時，王錫爵因做經筵日講官時表現不錯，被時任首輔李春芳等看中意欲提拔，可惜京中學官滿編，于是便將他調往南京國子監任司業，算是“考察鍛煉”。
而海瑞因為治安疏的關系聲名大噪，這幾年屢有升遷，此時也正巧以右僉都御史身份外放了應天巡撫。
應天大致便是南直隸的長江以南部分，最大時下轄應天、承天、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平、池州、徽州、寧國、安慶十一府以及廣德一州。范圍基本相當于后世江蘇南部和安徽南部。從彼時的經濟上而言，差不多算是大明最強的區域。
應天巡撫早期駐南京，借居會同館，成化時另建公署，遷出會同館。嘉靖后，每遇風汛則駐蘇州，稱行臺，海瑞在任的那段時間基本常駐蘇州。注萬歷二年，為了便于居中調度，撫署從南京遷往句容；原歷史上萬歷三十一年以后，常駐蘇州。
說到這里，情況就很分明了王錫爵正是蘇州首富，人又恰好回了南京，更巧還碰上海瑞在應天巡撫任上清丈田畝，人也直接駐于蘇州，這哪能不起沖突
海瑞在應天清丈田畝，本身是為了配合高拱起復之后又開始繼續推廣一條鞭法。
這里要稍稍說明一下，一條鞭法是由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的，至高拱起復和海瑞出任應天巡撫的隆慶三年年底，其實已經出現了四十年之久。
但是，其出現雖久，卻并未在大明全面鋪開，因為該稅法的主要特征，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并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
這樣一來，固然大大簡化了稅制，方便征收稅款，同時使地方官員難于作弊，進而增加財政收入，但也因為只征收銀兩的原因，導致其在商品經濟尤其是貨幣流通不發達的地區嚴重“水土不服”。
利弊皆有的事情，按照此時的官僚習慣，大抵就只有少數人愿意嘗試推廣，更多的官員則傾向于“無為固然無功，但至少不會因過得咎”，于是反對推廣。
當然，朝廷高層里頭還是有改革派的，如高拱、張居正等重臣就力主推廣一條鞭法。不過，高拱雖然是此時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也的確力主推廣，但他的推廣和原歷史上張居正在萬歷九年直接一刀切，搞“全國強行推廣”不同。
高拱主張一地一地逐個推行，其思路是富省先行，中省漸隨，貧省暫緩。于是很顯然，天下最富的江南地區，也即應天巡撫轄區肯定是要“敢為天下先”的。
簡化行政的好處，后世人當然清楚，但“古人”也未必不懂，那為什么這么簡單的事情，在一條鞭法提出四十年后還沒搞出個名堂來
原因很簡單這其中的道理我雖然都明白，但行政越復雜，我作為官吏就有越多的機會上下其手。你現在忽然說要簡化，我利益攸關啊，怎么可能輕易答應
阻力，就是這么來的。
既然阻力大，那么刀就一定要鋒利才行，于是高拱祭出了海瑞這把屠龍刀。
屠龍刀當然名不虛傳，但指望海瑞單槍匹馬“掃清妖氛”也不現實，所以海瑞的舉動還是很有針對性的沒錯，他把主要矛頭對準了剛剛致仕回鄉不久的前內閣首輔徐階。
這段往事不必細說，只說附帶影響。王錫爵身為蘇州首富，其家產固然大部分是繼承而來的，但這些財產的來源自然也少不了彼時官商集團的統一風格，什么“逃田”、“詭寄”、“飛灑”、“移丘”、“換段”、“改冊”之類，那是一項都不會缺失，凡所應有，無所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