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日久之后，胥吏與鄉紳便會結成一種曖昧不清的關系，共同利用政策漏洞中飽私囊。
故所謂地方政治者，不操于胥吏，即操于紳，生殺予奪，為所欲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考，亦幾稀也。
鄉紳清晰的認識到，如果碰上清廉的縣官，還可以對其進行限制，但大多縣官上有國家重臣逼問索要，下有州縣的繁苛賦稅，只得任由胥吏侵奪鄉民財產，否則地方知縣的數萬兩雪花銀由何而來？
除此之外，在軍事動亂之際，鄉紳更是憑借掌握的財富，招攬民眾構建武裝山寨。山寨內部不僅擁有大量的田地資源，還配備了一定數量的武裝勢力。
如此密不透風鐵桶，皇權根本無法進行滲透，無論是兵役的征派還是賦稅的繳納，都只能根據鄉紳的主觀意愿進行。
山高不怕皇帝遠，鄉紳的自治不僅在于對人口及土地的掌握，更在于對胥吏的籠絡。
與之相對，封建王朝設立胥吏的初衷是為了消除鄉紳的地方控制，并嘗試將“鄉村自治”納入國家的治理體系。
而眼下的大明，其實就是地方官員和鄉紳相輔相成的狀態，地方官很難直接插手鄉野，鄉紳受朝廷大義也必須盡量滿足官員的要求。
這也是朝廷地方官上任，鄉紳都會攜帶禮物拜訪的原因，皇權終究占據道義，鄉紳也只敢在鄉下稍微放肆一點，卻不敢做的太過。
不過，這些在張居正推出考成法以后，情勢稍有變化。
考成法是真把的賦稅。
其實稅賦不算重，可地方上雜稅太多，算起來也不輕。
可以說，從古至今，中國人承受的綜合稅賦一直都很重，明朝的輕稅也僅指國稅這一塊。
魏廣德也是不止一次從到京述職官員口中知道地方官員為了完成賦稅任務，使用一些激烈手段。
而那些在外為官的同年、同鄉，也不時在信中訴苦，多是反對考成法的。
這也是魏廣德和張居正在內閣里能夠達成一定默契的原因，張居正強推考成法，繞不過魏廣德，少不得他的支持。
而魏廣德此時的心態，多少也有變化。
受后世光環的影響，魏廣德一開始是支持張居正考成法制度，不過現在了解到實情后，多少還是有些動搖。
當然，這些是另一回事兒，此時魏廣德已經有了主張，打算回到內閣就把關于紅薯藤的事兒布置下去，讓勸農司派人去福建找李錦，看看那個紅薯藤是否種活，這才是關鍵。
之后還要一起進行培育，爭取盡快獲得更多的紅薯和紅薯藤，在全國各省嘗試種植。
一句話，紅薯藤是魏廣德為幾十年后大明王朝續命準備的東西，現在貌似并不是急需的。
至于早點嘗試，甚至推廣，也是為了應付現在各地的災情。
御米這東西，不抗災，只是種植范圍巨大，不管是耕地還是山地，都可以栽種，可以解決山區口糧問題。
從家里出來，魏廣德上了轎子就直接去了內閣上值。
不過在上轎的時候，跟隨出來的張吉又在魏廣德耳邊小聲說道：“老爺，昨兒下午，我遇到朱尚書府上管家在正陽門外采買，就聊了幾句。”
魏廣德正準備彎腰鉆進轎子里，聞言立時站住，回頭看了張吉一眼。
顯然，這小子今兒把這事兒給忘了說，這會兒才想起，或者先前不知道該不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