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政是國家管理食鹽生產、運輸、銷售及徵稅的行政制度，周朝設“鹽人“專職鹽務管理。
春秋時期齊國管仲首創“官山海“政策，確立食鹽官營制度。
漢武帝推行鹽鐵專賣，強化中央集權。
唐代寶應元年劉晏改革鹽法，實施民制、官收、商運、商銷的就場專賣制。
宋元時期專賣制度持續強化，鹽稅成為國家財政重要來源。
明朝初期沿用元代鹽政體系，在兩淮、兩浙、長蘆、山東、福建、河東六大產鹽區設立都轉鹽運使司，下設分司、鹽課司、鹽場及批驗所等機構。
戶部則以山東清吏司為主，負責對全國鹽稅稽查與核銷。
所以，戶部十三清吏司雖然有對應的省分，但各清吏司其實也兼著其他職責，比如鹽稅核查、官員俸祿的發放等。
明初鹽政，循元舊制，洪武年間，為抵御外患，籌備邊儲，仿宋折中之制而行“開中法”。
其法為由戶部出榜召商，令其輸糧於邊塞或其它缺糧地方，政府收糧機關登記所納糧數及應支鹽數，填給倉鈔。
商人持鈔投產鹽地運鹽使司換取鹽引，持引赴鹽場支鹽，運赴指定地區銷售。
開中法以場鹽官收為基礎，仍屬民制、官收、官賣、商運、商銷的就場專賣制。
開中法的優勢在於節省轉運、充實邊餉、開發邊疆，故史稱“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的說法。
到了弘治年間，隨著朝廷國庫收入降低，朝廷財政始現捉襟見肘的境地，於是當時的戶部尚書葉琪奏請實施“折色法”。
其背景實際上是當時的鹽商因為地位低下，雖有錢有鹽引，卻換不到食鹽。
因為獲得鹽引的方法在當時有兩條，一是向邊境輸送糧食獲得鹽引，二則是向皇帝討要。
鹽商當然沒機會向皇帝討要，但是權貴可以，實際上當時侵占鹽商利益的就是大明朝的權貴。
他們依靠權勢從皇帝那里得到鹽引，從鹽場獲得食鹽發賣，牟取暴利。
於是，鹽商的反擊就是鼓動葉琪上奏“折色法”，他們為朝廷直接支付錢財獲得鹽引，這樣皇帝再送鹽引，那可就等於是送出白的銀子。
而當時葉琪身為戶部尚書，自然只考慮自身利益。
在戶部需要大量增收的情況下，折色不失為一個增加國庫收入的法子。
“開中法“改為“折色法“，即直接用白銀兌換鹽引，以此增加國庫收入。
但這種改革只是短期內緩解了財政壓力，卻導致邊防軍糧供應癱瘓，商人不再運糧至邊疆，邊鎮缺糧問題日益嚴重。
實際上，折色法的上奏，葉琪從未考慮過邊鎮糧草該如何解決的問題，此舉導致邊防后勤保障徹底失效。
而到現在，大明鹽政面臨最大問題還是在於私鹽。
私鹽其實就是灶戶所產余鹽，不愿意賣給鹽場，而是私下里交易給私鹽販子。
說到底，還是利益使然。
實際上，此時大明食鹽產量已經有了長足進步，已經可以滿足國內需要，明初按戶籍售鹽的模式，確實已經不適用。
而且官府參與食鹽收購，其中貓膩就和每年收取賦稅一樣，官吏們總是能上下其手占足好處的。
此外，灶戶在少交常鹽后，只會向官府售賣少量余鹽，也導致官鹽不足，大量鹽引積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