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從北周滅北齊，到尉遲迥相州起兵反隋。當政者都看到了鄴城對于凝聚河北人心的恐怖威力，于是改了漳河水道，使黃河漕運路線不再通過鄴城。
自三國開始興盛了數百年的鄴城，就此沒落。失去漕運的鄴城，也就失去北方經濟中心的地位。
而自裴耀卿漕運改革后，因為漕運路線改道，洛陽不再是必經之路，因此愿意前往洛陽的漕船就日漸稀少。
三年時間，汴口到洛陽這一段的漕運，幾乎減少了80
運量從最高峰時的百萬石，到現在的不足二十萬石。
裴耀卿漕運改革的核心，除了分段漕運外，另一點就是以汴口為轉運的核心，放棄從前漕運以洛陽為轉運核心的戰略。
漕船都不往洛陽走，含嘉倉只出不入，糧食庫存減少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在朝堂各類歌功頌德的聲音之下，這個重大轉變的影響，顯而易見的被有意忽略和淡化了。
這項漕運改革，是官府在汴河與黃河的交叉點上置河陰縣今河南河陰縣東及河陰倉，在河清縣河南孟縣西南五十里置柏崖倉，在黃河北岸三門之東置集津倉，三門之西置三門倉一作鹽倉。
這項改革直接導致了日后以汴梁為核心的漕運經濟崛起，奠定了五代十國的基本經濟格局，其影響之深遠，除了“過來人”的方重勇外，無人看得透徹。
而采取分段運輸的方法給長安運糧，水運條件合適，那就運輸；水運條件不合適如枯水期，那就不運。
其改革思路是革命性的。
這項改革實施效果不能說不好，但有個核心問題是這樣的高強度運糧，是不可持續的。
運輸量是大了，然而運輸成本，卻沒有本質性的下降，這些運費絕大部分還要商賈來買單。這是定都長安，所必須付出的經濟代價。
事實上，縱觀全唐，也就只有這幾年，輸送長安的糧秣達到了一年運200萬石以上。
從河北來的糧秣，都是來自“永濟渠六州”，而江淮來的糧秣，因為河道路線太長，經常有漕船堵塞傾覆，導致運糧成本極高。裴耀卿的漕運改革，對運河北糧的影響很大，對于運江淮糧的影響卻不那么大。
運費高，就肯定得有人買單，要么是朝廷，要么是商人。
朝廷不肯出錢，民間就不干了，誰家的財帛也不是浪水打來的。
再有，如今江淮的糧草已經轉運到河陰倉了，如果要轉運到洛陽，那么就必須再多走一段冤枉路，而這些糧草是無法從洛陽轉運到長安的。
所以現在江淮的商人已經不想再從江淮和江南運糧到洛陽了，因為運費太高無利可圖。而朝廷現在使用的模式，又是采取“招標”的方式運糧，官府直接控制的漕船并不占優勢。
也就是說，商人將糧秣運到了洛陽以后，官府統一采買，再給運費補貼。
根據李林甫派人實際調研，每一石江淮的糧食運到洛陽，平均運費就超過了50文錢。對應的運費補貼，卻又低的可憐。
運費成本太高，而朝廷給的運費太低，導致商人們都不愿意從江淮運糧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含嘉倉空了大半，并不是轉運的官員不肯努力，而是有很多客觀條件限制，讓他們有本事無力施展。
糧食運不利索，不光是運的問題，而是朝廷的整體機制，不能適應新的經濟形勢
這些彎彎繞繞的道理，聽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在李隆基看來，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借口，而是事情有沒有辦成。
含嘉倉是國家的戰略儲備，沒有堆滿，就是瀆職
其他的問題，是他這個圣人該操心的么
至于什么運河線路改了啊，漕運方式改了啊，那些鳥事他不想問，也不想聽
面對新的困境，李林甫向李隆基開出了自己的藥方。
首先，將舊有的轉運官員全部革職，換上新人多半是李林甫自己的黨羽，這叫不破不立。
其次，在洛陽地區實施和糴法，豐年向民間高價收購谷物，價格高出市場價兩成，以滿足含嘉倉的儲備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