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到了明代
我大明“得國最正”，驅逐了韃子，最后卻又被韃子所取代。
為什么會導致那種結果這中間到底是哪里出現了偏差
如果說，歷代是的，朝廷由一個皇帝來獨裁，這一說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
比如，崇禎皇帝看上去是被架空了，底下人一起糊弄他。但其實皇帝仍然大權在握，基本上想處理誰就處理誰。
若論漢、唐、宋諸代，皇權、相權是劃分開的。其間權力比重或有不同，但總不能說一切由皇帝。
明代雖說一切事權集中在皇帝，究竟還殘存有歷史舊傳統，并不是全由皇帝來獨裁。
比如，一般小官歸吏部尚書任用，大官則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撫、總督商議后公開推舉，這就是“廷推”。明代六部九卿合成一詞，指六部長官。也就是六部尚書與通政使司長官通政使、大理寺長官大理寺卿、都察院長官左都御史，為分管國家各項工作的九位最高長官，合稱六部九卿。另外還有個小九卿之說
如果有大事，皇帝和各衙門不能單獨決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決，這叫做“廷議”。
再有，大的獄訟三法司解決不了，也由七卿、九卿開會定讞，這叫作“廷鞫”。袁崇煥就是這樣被定罪的。
“權臣弄權”與“大臣當權”是大有分別的。
大臣是在當時的制度上有他正當地位的。比如宰相，若他不問事、不當權，反倒是失職，是無能。
不是宰相而問事攬權，那才是奸臣，是權臣。
權臣弄權自然是違反國本的。就像是明代的幾個大太監或者那啥啥啥的。
那么，說了這些，明代為啥亡了呢是亡于人還是亡于制度
大明的遺老遺少也在思考。
于是有出生于明代的兩位大史學家、思想家，痛定思痛，來討論明代正治制度得失，以及此后天朝正治的出路。
一位是黃宗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訪錄。
老黃說之所以產生君主，是要君主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對于君主，他的義務是首要的，權力是從屬于義務之后為履行其義務服務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他能提出來這種說法，在當時社會環境下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黃宗羲認為要限制君主的權力，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廢宰相那一事。
他認為將來只有再重新設立宰相，正名定義，把宰相來做朝廷領袖，不要由皇帝親攬大權，避免昏君瞎胡搞。
當然，老黃還說自秦代以來“有亂無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廢封建之罪”，進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張效法古代“封邦建國”的諸侯自治制度。或者退而求其次，則應效仿唐初設置“方鎮”以屏藩朝廷的制度。這個就不去多說他的利弊了。
另一位顧炎武，著有一部日知錄。
他曾說天下太平，則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亂，則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這個很有些道理，后面再敘。
顧炎武提倡“利國富民”，并認為“善為國者，藏之于民”。
他大膽懷疑君權，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抿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
他還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注意廣求證據，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