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自古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集權是一個穩定而封閉的社會經濟結構。以農為本便是避免社會動亂的根本。
所以，秦漢以來歷代朝廷始終不渝地推行“重農抑商”的獨特經濟正策。小農經濟自給性很強，保守、排他、同時具有頑強的再生能力。
在一個歷來重農輕商，重生產輕分配，重傳統輕創造這樣的傳統農業社會里，即便曾經出現過大規模商業和貿易，經濟表現也不俗，但終究不存在資奔主義發展壯大的外部條件。
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權利、契約和法治意識是皇權的天敵，“資奔主義萌芽”在明清之際的夭折是必然的。
甚至到袁世凱復辟稱帝，其中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天朝人被太久了，沒有抿主思想，需要一個皇帝來帶領。
再有就是金融機構的原因。
雖然類似錢莊、票號的金融機構早已經在天朝出現了，但是，它們并沒有給商業環境帶來特別大的改觀。
沒有商業銀行，資奔家去哪融資貸款擴大經營生產沒有最基礎的融資環節，哪有什么資笨主義萌芽
晚明時期有少數“銀行”從事貸款業務，不過規模很有限，而且都是高利貸，對于商業的發展微乎其微。
清朝的貨幣政策比大明穩健得多，因此商業銀行才有可能發展起來，加之清中期穩定的國內環境，錢莊才能在各地開得起分號。
而且，明清大商人賺了錢后往往不是擴大再生產，而是買房買地。
在他們眼中，搞商業只是不入流的買賣，唯有土地才是真正的財富。
不過，這一點沒啥可指責的。
即使是鷹國新貴族思想的代表弗朗西斯培根，也在他的著作隨筆集中說出了土地才是財富的根本這樣的話。
歐洲早期資奔家和新貴族同樣對土地有著強烈的愛好，這一點和天朝商人地主沒有任何區別。
好了，說到這里，已經講清楚了為什么明清兩代不可能自發性的進入資奔主義。總而言之，就是國情不同，體質不同。
甚至連所謂的“萌芽”都是不大靠譜的，表面看起來像，但本質上的區別太大了。
至于說韃子入關后扼殺了明末以來的過渡趨勢，自然也不對。
滿清入主之初，甚至出現了向傳統經濟的倒退，例如重征商稅，奉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間自由開礦等等。
明后期李贄、王夫之和泰州學派的那一點微弱的啟蒙思想也被完全壓抑。
但是，與此對應的反而是經濟的大發展，和一個富足強大勝過了前朝的“康乾盛世”。
如果對比明末和盛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家庭手工廠，如戶數織機數等，就會發現其比例和人口的增加是同步的。當熱，僅僅在于量的變化，而沒有質的變化。
在清朝的前120年中，天朝四倍于歐洲的經濟增長。而且增長速度也是全球第一。
很顯然，這并不是由于清朝的“資奔主義”得到了大發展，而是天朝自身的傳統經濟模式在起作用。
至于閉關鎖國
想當初，列強們冠冕堂皇的說為了通商才不得不和大清開戰，其實呢
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亞當斯密在著作中一直在批駁“行會”，“重商主義”，“貿易保護”等等。
因為當時的鷹國和之后的所有列強全部是在貿易保護中爬起來的。
而那些國家，在發達后無一例外全部高舉“自由貿易”大旗，對“貿易保護”橫加指責，一副“敢不自由貿易就要弄死你”的架勢。
真就是“窮則貿易保護，達則自由貿易”。
雖然“閉關鎖國”不對，但是當列強用武力砸開天朝的大門后，小農經濟就瀕臨破產了。
人家從歐洲運來的布匹不但質量好，價格還低。怎么整甚至人家千里迢迢運來的糧食都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