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好宋應星有個同鄉，也是萬歷四十三年一起中舉的同學，涂紹煃，人家中了進士，做到了汝南兵備道。
李自成本來就想著打到河南的時候，通過涂紹煃再去聯系宋應星。
崇禎十年，涂紹煃奔母喪，居家丁憂。他得知老同學宋應星的情況后就出錢資助出版了天工開物。
正如宋應星在序言中寫的那樣，“丐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于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
天工開物起初沒有翻起什么浪花，不被時人所知，也沒被重視。
崇禎十年，這一年是1637年。當時也許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年份。
很多很多年以后，歷史學家說起1637年，總會強調這是一個奇特的年份。
這一年，東西方同時出版了影響很大的兩本書。
一本是毆洲近代哲學奠基人笛卡爾的方法論，另一本正是宋應星的天工開物。
令人感慨的是，這兩本偉大之書的命運截然不同。前者樹立起理性主義的大旗，借助科學實踐掀起產業革命，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而后者，卻開啟了一段過山車般的奇幻傳播旅程。
方法論的原名叫談正確運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門科學中尋求真理的方法。這本冊子雖小，意義卻異常重大，可以說它是現代哲學和現代科學真正的。
無論是哲學史還是科學史，都認為這本書提出的觀點開啟了人類的現代認知時代。
在哲學方面，笛卡爾在書中展示出來的“我思，故我在”的思考，開啟了認識論的大門。自此以后，“主觀的思維”與“客觀的存在”徹底分開，所有后世的哲學幾乎都是從界定兩者之間的關系開始的，笛卡爾也因此被譽為“現代哲學之父”。
以主客二分為基礎，自然界成為人類認識的對象，自然規律擠壓了尚帝的存在空間，幾乎要取代尚帝。
因為方法論的出現，“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各執一詞，對世界的影響深遠。比如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區別，究其根源正是來自認識論的不同。
但是雙方誰也說服不了對方，直到半個多世紀后的得國哲學家康德通過對理性的批判將兩者綜合起來，奠定了現代認識論的基本框架。
而且方法論并不僅僅是研究一個哲學問題，它附錄的“幾何學”創立了解析幾何，首次將“數”與“幾何”結合，架起了演繹推理和數值計算的橋梁，推進數學工具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為后來牛頓力學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數學基礎。
盡管和大明的宋應星一樣，都是隱居世外的“隱士”，笛卡爾和他的著作在毆洲卻有另一番榮耀的經歷。
如果說在崇禎十年，大明的宋應星為天朝傳統技術畫了一個句號，那么毆洲的笛卡爾則是為西方傳統科學重新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
從此，在科技領域，天朝不斷沉淪，西方則冉冉升起。或者說天朝那種通過總結實踐經驗獲得技術的路已經走到了盡頭，而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的技術之路開始蓬勃發展。
前頭大順在澤州開國，李自成和高一志談話中，想通過他以及叫會把笛卡兒、開普勒、費馬、帕斯卡等人邀請過來做客。
估計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