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事審其分，則殊途同歸。
計歲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于制事之初，望化于經年之外，使損益鑒于興替，寒暑漸于春秋，何憂不均理于羲軒，同光于堯舜?”
相傳堯舜時在交通要道豎立木牌，讓臣民在其上寫諫言，此木牌稱為謗木，又稱誹謗木或華表木。
姜公輔希望德宗效法堯舜禹湯，行正道，納正言，近善人，遠奸佞，如此方可使君民同心，上下一德，從而達到國大治、民大安的目的。
二是認為戎狄輕而寡信，貪得無厭，對之難以禮義和，恩澤撫；主張充實國力，加強國防，發展經濟，廣攬人才。只要國家強大，則不必以邊患為慮。姜公輔在這里是從“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立場、觀點出發，提出對待西北邊疆少數民族的政策和方針，暴露了儒家的大漢族主義思想。
《左傳·閔公元年》載管敬仲言于齊侯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
《左傳·襄公四年》載晉侯的話說：“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這此言論，代表了儒家的一貫看法。
姜公輔受“內諸夏而外夷狄”思想的影響，所以也宣場起“戎狄輕而寡信，貪而無親”來了，不足為怪。
他主張發展生產，加強國防，并提出了類似屯兵、屯田的具體措施，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
三是提倡禮義，實行富民政策，利用厚生，與民休息，廣庶類，勤農桑，崇教化，重賢才。
“夫奸邪生于豪杰，廉恥生于禮義。禮義立，孰有不恥且格乎?衣食足，孰有背義趨利者乎?臣以為遂其富利之業，申其仁義之利，則外戶不扃矣。”
儒家認為人民生活富足是進行禮樂教化和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富而后教，才易于使人向善，遵禮守法，收以良好的效果。
孔子曾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子路》篇記載：“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顯然，姜公輔直接繼承了這一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都主張先富后教。
四是贊揚德宗厚德載物，恩澤被及草木禽獸，誠為德政。
例如，“捐金玉于江湖，反珍奇于藪澤”，就是指德宗罷貢獻，放舞象，出鷹犬等措施。
這些措施不僅可以減輕人民的負擔，而且具有維護生態平衡的環境倫理學意義，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姜公輔又引《詩經·大雅》所說的“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希望德宗慎終如始，貫徹到底。
言辭雖然委婉，意思卻很明確，頌揚之中，隱含警告。
可惜德宗并沒有認真聽取姜公輔的規諫，有始無終，竟把國家政局搞得一塌糊涂。
姜公輔的警告，果不幸而言中!
從思想行事來看，姜公輔屬于儒家學派是無可置疑的。
但他和當時安南大多數文人學者一樣，信奉三教同源之說，對佛教和道教都有好感，并不采取排斥態度。
《新唐書·姜公輔列傳》記載：“陸贄為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為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
安南文人學者一般認為，進可以儒術應世，退可以道術養身，儒道兩家是相通的，各有各的長處和適用范圍。
看來姜公輔也信奉并且實行這樣的思想觀念。最近轉碼嚴重，讓我們更有動力，更新更快，麻煩你動動小手退出閱讀模式。謝謝</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