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左京大夫大內義興遣使宗設抵寧波；未幾，右京大夫高貢遣使瑞佐偕寧波人宋素卿亦至。由于宋素卿賄賂寧波市舶太監賴恩，宴會時得以坐在宗設上座，其貨船雖然后至，但先于宗設貨船受檢。宗設怒殺瑞佐，焚其船只，追宋素卿至紹興城下，沿途劫掠而去，明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戰死，浙中大震，史稱"爭貢之役"。
爭貢之役后，嘉靖采納夏言建議，裁閩、浙兩市舶司，惟存廣東一處。同時斷絕與日本的朝貢往來，作為懲罰日本的手段。沒料想倭寇自此風起，貿易轉到寧波近海的雙嶼或是舟山群島等地進行私下、走私貿易，以至于沿海豪族、官員、商人相互勾結，逐漸演變出規模龐大的走私集團。
嘉靖二十六年，派名臣朱紈提督浙、閩海防軍務期間，在閩浙沿海厲行保甲連坐制度，大力整頓海防。嘉靖二十七年（1548）派都司盧鏜攻克倭寇巢穴雙嶼港，又在次年令盧鏜在走馬溪擊敗有葡萄牙人參與的海盜，取得走馬溪大捷。
朱紈在任上，厲行海禁，斷絕與日本的貿易往來，朱紈又從人員的管理入手，強化了保甲制度。他認為：“惟沿海官兵保甲，嚴加防范，使賊船不得近港灣泊，小船不得出港接濟。賊船在海久，當自困，相機追擊，乃勝算耳。”保甲制度推行不久就收到了顯著的成效，“旬月之間，雖月港、云霄、詔安、梅嶺等處，素稱難制，俱就約束”。
為了加強對走私行為的打擊力度，朱紈還利用嘉靖特批的“便宜行事”之權，對走私行為施以重典。他要求屬下對佛郎機、倭寇、中國海盜，以剿滅斬殺為主，以安撫為輔。朱紈的種種手段，雖然狠狠打擊了倭寇的氣焰，但是也使得東南沿海的商人、士大夫喪失重利，視朱紈為仇敵。
兵部侍郎詹榮、巡按福建御史陳九德、兵部尚書翁萬達等人相繼彈劾朱紈擅自殺戮。朱紈自知不免，寫下絕命辭：“吾貧且病，又負氣，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我自決之，不須人也。糾邪定亂不負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兇禍福，命而巳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服毒自盡。
朱紈死后，朝廷罷去了提督海防軍務的職務，東南沿海的海防日漸廢弛，倭寇逐漸猖獗起來，每每滋擾大明東南沿海，令東南各省不厭其煩，要知道東南可是大明的財賦重地，若是東南不穩，大明的漕運就要受到影響，支應九邊駐軍的糧餉都成問題。
俞大猷的這個上書，當然會引起嘉靖的注意，這可不是小事，朱厚熜當然要過問的，嚴嵩想了想說道：“原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曾在通州、如皋擊退進犯的倭寇。可遷為提督浙江備倭，原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王忬，善于軍務，可掉巡撫浙江，統籌備倭。”
徐階也表示同意，朱厚熜于是說道：“那就照此辦理吧！”
徐階回到直廬，汗水已經濕透了衣衫。</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