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的動作很快，很快就搜集了相關的材料送達朱載坖的案頭，朱載坖和朱翊釴父子兩人在處理完政務之后仔細查閱這些資料，其實明法科從設置之后的變化并不大，主要就是在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實施了大規模的變化。
按照唐代和北宋前期的制度，明法科主要的考核科目是朝廷法條和儒家經典，對于朝廷法條的考核范圍主要是：“明法試律、令各一部，通過帖和策的方式考察，律、令各試十帖，律策七條，令策三條。合格標準為：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為通；粗知綱列，未究指歸者為不通。全通者為甲第，通八已上者為乙第，已下為不第。”
除了朝廷的法條之外，明法科也要考察儒家經典，只不過難度比之明經科要稍微簡單一點罷了，而且明法科的出仕官品確實不高，按照唐宋規定，進士明法出身的，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比之明經科尚且不足。
和唐宋其他諸科一樣，明法科及第之后也還是需要吏部考試的才能夠覺得是否能夠做官的，吏部以身、言、書、判四項來考察，具體標準也有規定：“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
但是到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王安時比較重視明法科，再他的改革之下，新科明法則依試法官的方法，只試《刑統》大義和斷案，排除了儒家經典，而且明法科的地位也得以提高了，按照王安石所制定新科明法的出仕規則，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各州司法參軍，敘名在及第進士之上。
這下是大大提升了明法科的地位，使得明法科的地位超過了進士科，僅次于制科，所造成的結果也很簡單，按照宋史的記載：“異時士人未嘗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進之，而無不言法令。”大量的士子開始學習法律，想要走明法出仕，不過隨著新法的廢弛，明法科還是回到了諸科最末的地位。
朱載坖就此事和太子朱翊釴討論起來了，朱載坖問道：“太子以為，王安石的新科明法最終為何失敗呢？”
對于王安石的新科明法，最終為什么失敗，太子朱翊釴的看法是和王安石的新政一樣，最終由于反對的人太多，不得已被取消了，確實，王安石的新科明法實施之后，反對的聲音是一直不斷。
當時人認為士之末者，亂世之事也，他們紛紛向朝廷上疏稱：“進士科上可以陳皇王之事，述道德之任，試于賢良詔是也；下可以通經義之精，服誦習之勞，應禮傳科是也。明法不足取也！”
如殿中侍御史劉摯就認為：“臣竊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禮義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舊制明法最為下科，然其所試必有兼經，雖不知其義，而止于誦數，而先王之意猶在。今新科罷其兼經，專于刑書，則意若止欲得淺陋刻害之人、固涉深險之士而己。”
認為明法科所選拔出來的人，都是些淺陋刻害、固涉深險，說白了就是一幫酷吏罷了，而在中國歷史上，酷吏的名聲一向是極差的，如張湯、周興、來俊臣等人，在斑斑青史上是什么名聲，不問可知。
而在司馬光當政之后，肯定是要將王安石的所有政策予以推翻的，司馬光的態度就更為激進，他在奏疏中說道：“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煉文致之事，為士以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
司馬光的看法就更加激進，司馬光認為通曉法令是當官者必備的素質，明法科考試沒有設置的必要，如果為士者能夠知道義，自然與法理融會貫通，如果不知義，只專刑法，就會使人流于刻薄，并非長育人才的辦法。從此時開始，明法科雖然有所更易，但是基本上淪為擺設，到南宋徹底消亡。
所以朱翊釴的看法是新科明法的消亡主要還是和當時黨爭有關，朱載坖認為朱翊釴的這個看法并不算錯，從整個明法科的設置來看，從新科明法的取消到明法科的徹底消亡，確實和當時的黨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但是朱載坖認為，這里面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朱載坖認為，這和中國的儒法關系還是有很深刻的聯系，從漢武帝以來，歷朝歷代基本上都以儒家治國，但是法令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也有人認為實際上是儒法并用或者說外儒內法，但是朱載坖認為，儒法關系沒有這么簡單。
從歷代以來的官方說法，雖然是以儒家治國，但是從來也都是強調德主刑輔，也就是既要有懷柔教化之功，也要有刑殺鎮壓之力，更多的時候是儒法合流，漢文帝和漢景帝以儒家德化治國，同時重用法家張釋之執法，形成儒法合流，而唐太宗以儒家仁政為導向，任用法家戴胄、劉德威完善法制，儒法合流達至鼎盛。
這本來并沒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從宋以后，雖然說仍舊是儒法合流，但是儒法關系已經有了本質的變化，儒占據了支配地位，而法則完全成為了工具，這點從劉摯、司馬光等人的奏疏中就可以看的出來，在他們眼中，法是為儒服務的，也就是所謂的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最終的結果就是明法科被徹底廢除，后世雖有律條，但是根本無法嚴格執行，一味以所謂的儒術治國，并非正道，要博采眾家之長，才是辦法，尤其是法，這是君王們手中的一把刀，君王們拿什么來制衡這些臣子們，唯有以法繩之才行，所以朱載坖對于明法一科是很重視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