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放火之類——有外來人就查外來人，沒外來者，就查本地那些個地痞流氓，或脾氣火爆的人，準沒錯。
而且大家伙也都認識，在一鄉、一里都生活幾十年，甚至好幾代人了，彼此是個什么吊樣也都門兒清。
真要惹了事兒，沒有官府的傳、引，也根本逃不出多遠——不是落草為寇，慘死深山老林，就是在逃到隔壁縣時被抓獲。
好處數之不盡，弊端約等于零。
而到了草原，到了游牧之民身上，華夏農耕文明賴以維護社會穩定的人口流動控制，卻成了徹頭徹尾的空談。
漢家，或者說是華夏文化，為什么那么討厭、鄙視商人？
因為商人居無定所，動不動就要去天南海北貿易行商，一走就是大半年，甚至好幾年。
什么時候走，他不跟你說，往往是說走就走。
什么時候回，他也給不出個準確時間，什么時候想回來就什么時候回。
外出的這大半年，乃至好幾年，這廝去了哪兒，干了什么，是否在深山老林殺人越貨，亦或是死在了其他殺人越貨的商人手中，也根本無從得知。
說白了：商人在封建社會的原罪，便是其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無法被田地限制與一鄉、一縣。
作為無法被控制流動的人口，商人群體，極大的太高了政府的治理成本，耗費了極大了政府經歷，又對社會治安、和諧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同時，卻又在自己謀取龐大利益的同時，并沒有為國家帶來相應的稅賦、勞動力貢獻。
一說要征兵，一看商人，出去游商去了。
一說要征勞修個水渠，也根本找不到了。
連他去了哪兒、做了什么都控制不了、無從得知，自更別提從他手里收取稅賦了。
而草原游牧之民，對處于封建時期的華夏農耕文明而言，就像是一群數之不盡的商人，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
尋常的郡縣，千兒八百號人里才會出一個商人、一個不受控制的刺兒頭，不安定分子。
而草原游牧之民，卻是成群結對，以部族為單位聚居、生活的刺兒頭，不安定分子，占據了整個社會成員結構！
治理一片完全由游牧之民組成的游牧區，對于漢室官員而言，就等于管理一個沒有農民，全是商人的郡、縣！
這有多恐怖、難度有多大，也就是可見一斑的了。
無法控制人口流動，對于封建政權而言，可謂是禍亂根源。
因為這個時代，沒有監控、沒有天眼，甚至都沒有像樣點的人像留存手段。
在這個時代發生命案，官府破案的唯一方式，便是猜。
——我猜，多半是隔壁那個外來客。
——我猜，是村口那個脾氣火爆，手里見天兒都揮舞著菜刀的屠夫。
——我猜，會是街頭那幾個好吃懶做，心術不正的地痞無賴。
通過控制人口流動，來將天下按郡、縣分割成無數份，然后根據案件發生的地點，來將嫌疑人范圍確定為：案件發生地所在的縣，乃至鄉、里。
再從這個范圍中，去找有可能犯罪的不安定分子，然后審問也好，拷打也罷，總歸是能查清真相。
因為人口流動被嚴格把控，所以犯下事兒的人，是跑不掉的。
又因為知道自己跑不掉，客觀條件不允許民眾抱有任何僥幸心理，所以大多數人，都會竭力不去犯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