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維民眼神恍惚了幾秒,像是被這句話觸動了什么。
“李省長,您這個問題~”葛維民笑了笑,“以前沒人問過我。在平山,他們只問我錢夠不夠、什么時候撥、能不能再多給點。”
李仕山也笑了,語氣輕松地問道:“都說,是閑聊。說說看呢?”
“前任郭副局長算是我的師父,他教我的時候說過一句話。”葛維民摸著茶杯,緩緩開口:“管財政就像是修城墻。”
“修城墻不是把磚頭一塊一塊壘上去就行,得先算好地基能吃多重的分量。”
“磚頭加一塊,地基就要多撐一分。不加控制地往上摞,城墻遲早會塌。”
“財政是一樣的道理。各條線各口子上來要項目、要錢,每一筆看起來都急。但財政的盤子就那么大,超了就是超了,加不了。”
“管財政不是加法,是做減法。十件事,有八件事可以等,有兩件事不能等。”
“我要把有限的資源放到那兩件不能等的事情上。這件事做好了,那八件事等一等也沒什么。”
“如果反過來,八件事都做了,那兩件不能等的垮了,整個攤子就散了。”
李仕山把這番話品味了好半天。
“修城墻”這個比喻不華麗,但扎實。
葛維民有個好師父,講出的道理淺顯易懂,讓人一下子就領悟到了精髓。
“郭局長,”李仕山換了個話題,“你在財政局待了這么多年,肯定經歷了不少事。有沒有哪件事,讓你覺得這個局長特別難當?”
葛維民又愣了一下,感覺李仕山的思想好跳脫,有些跟不上節奏。
可領導都問了,他也只能回答。
又努力回憶了半刻,這才回答道:“要說最難的事,不是哪一筆錢該給誰不給誰。”
“是明明知道不該做的事,你不得不做。做了,良心過不去;不做,規矩過不去。”
葛維民講起了一段往事。
那是他剛當上財政局長的第二年,平山遭遇了一場十年不遇的山洪。
洪水來得猛,一夜之間沖垮了北部山區好幾個鄉鎮的民房和農田。
老百姓被緊急轉移到安置點,幾千人擠在帳篷和臨時搭建的棚子里,缺衣少食。
當時擺在葛維民面前的問題很簡單也很殘酷:救災資金從哪來。
不要提什么救災預備金。
在平山這樣財政吃緊的地方,那也就是個名頭,賬上的那點錢可以說是杯水車薪。
至于省里的救災資金按規定要等災情核實后統一撥付,最快也要半個月。
可帳篷里的老人和孩子等不了半個月。
水庫的堤壩還沒修復,氣象臺說上游還有強降雨,萬一再來一場水,后果不堪設想。
他翻遍了手里所有的專項資金賬戶,每一個賬戶都有明確的用途,每一個用途都有不能挪用它的理由。
農田水利資金,那是用來修灌溉渠的,挪用這條專款,一旦被審計發現處分跑不掉。
教育改薄資金,那是用來修農村學校危房的,動了這個,那些還在危房里上課的孩子怎么辦?
每一筆賬都硬邦邦的,每一條制度都明明白白:專款專用,不得擠占挪用。
但帳篷里那些裹著濕棉被的老人和孩子沒有別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