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門關上,走廊里的腳步聲越來越遠。
孫浩民直接就懵了。
他從來沒有被人這樣無視過。
在安江這座城市里,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敬著捧著,開會坐主位,調研時有人打傘,就連去食堂吃飯都有人提前幫他擺好碗筷。
從來沒有人敢在他說話的時候轉身就走。
兩個小科員,級別比他低了不知道多少級,就這樣把他晾在這兒。
一天,兩天,三天。審訊室的門沒有再打開過。
沒有人過來,沒有談話,沒有問詢,什么都沒有。
每天只有到了飯點,鐵門上的小窗才會被打開,遞進來一份清湯寡水的飯食,全程不說一個字。
飯菜放在托盤里,沒有筷子,只有一把塑料勺子,大概是怕他拿筷子做什么不該做的事。
他試圖跟送飯的人搭話。
第一天他說“同志,外面什么情況了”,送飯的人沒理他,小窗啪地關上了。
第二天他說“你能不能幫我帶句話,我要見你們領導”,送飯的人連看都沒看他一眼。
第三天他說“你告訴我現在幾點就行,就告訴我幾點”,小窗關上的聲音和前兩天一模一樣,像一臺設定好程序的機器。
他在那間屋子里對著四面白墻說話,對著天花板說話,對著角落里那個亮著紅點的攝像頭說話。
沒有人回應他。
第三天晚上,孫浩民終于受不住了。
不是身體受不了。
飯菜雖然寡淡但能吃飽,床雖然硬但能躺平。
他受不了的是安靜。
那種安靜不是普通的安靜,是一種被從整個世界剝離出去的安靜。
沒有人跟他說話,沒有人告訴他外面發生了什么,沒有人告訴他下一步會怎樣。
他習慣了每天被幾十個電話追著跑,習慣了簽文件簽到手酸,習慣了在會議上跟人爭論、在酒桌上跟人周旋,習慣了自己的聲音在任何場合都能得到回應。
現在他什么都沒有了。
只有一個四四方方的房間,一張床,一個攝像頭,和他自己。
他對著門口喊了一聲:“我說。”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鐵門再次被打開。
坐在審訊椅上的孫浩民看清進來的還是那兩個小科員。
一個夾著本,一個端著保溫杯,連座位都和上次一模一樣。
他們沒有表現出任何好奇或急切,好像孫浩民的開口早就在他們的預料之中。
孫浩民抬起頭看著他們,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等下看你們還有沒有這么淡定。
待到兩人坐定,孫浩民一字一頓地說:“我要舉報。舉報省長助理李仕山,舉報安江市委書記唐博川。”
他把這兩句話說得很有底氣,像是在告訴面前這兩個小科員。
你們審不了我,你們不夠格,我嘴里說出來的名字是你們這輩子都沒資格直接打交道的。
他停下來等了兩秒,觀察他們的反應。兩個人的臉上什么表情都沒有。
這讓孫浩民微微有些失落,但他沒有停。
“德安學校的股東叫陸君陽,是李仕山的妻弟。這所學校從注冊到運營,每一個環節都有唐博川的秘書在打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