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的闡述只是討價還價的必要流程，把自己的觀點說清楚，把價格空間講明白就足夠了。到底買不買賬，是對方綜合考量之后的結果，多說無益。
景陽十九年（1623）正月，剛剛在先農壇完成了籍田禮，向老天爺祈禱過五谷豐登的皇帝，再次召開了大朝會，當著文武百官宣布了御駕親征的決定。
和前兩次相比，這次的動靜和規模更大，足足調集了六個衛的陸軍，還有兩個衛的蒙古騎兵和一個衛的女真八旗軍，總兵力超過了5萬。再加上負責后勤運輸和道路保障的新軍和工匠，總人數超過了12萬。
目標也更遠，此次西征計劃從肅州出發，先奪哈密再占吐魯番。這兩個城市是西域的門戶，不管是去天山北邊還是南邊，都要以此為落腳點。
要對付的敵人更強大，除了葉爾羌汗國之外，向西的征程還有可能涉及到瓦剌蒙古和外喀爾喀蒙古各部的利益。
別看是互不統屬的三方勢力，但人家的祖上都是蒙古貴族，打斷骨頭連著筋，保不齊會同仇敵愾。如果這三家聯合起來一致對外，大明軍隊即便戰斗力很強依舊不太好對付。
可是反對之聲卻很小，前兩次皇帝御駕親征時大部分朝臣是反對的，但這次卻是贊同意見占據了朝堂的主流。
難道是大臣們明粉暗黑，都盼著皇帝深入險境，好借敵人之手除掉？
不能說沒有這么想的，但絕不是大多數。人是會變的，官員也是人，所以同樣會變。跟著什么變呢？環境，有自然的也有人為的，比如政治環境。
以前官員們反對皇帝的執政方式，不全是治國理念方面的沖突，更多是因為自身利益受到了侵害。古人云，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
但是經過了近二十年時間，又時刻處于強大的壓力之下，很多官員主動或者被動的進行了自我調節，跟上了新政的步伐，或者叫融入了新的治國理念當中，從被害者變成了受益者。
新政是打破了傳統官僚資本的壟斷地位，讓很多士紳豪強和大地主喪失了特權，甚至家破人亡。但新政同時也創造了一大批新興的商人階層，其中包含了很多官員。
景陽皇帝在設計和執行新政時并沒有把官僚團體完全排除在外，只要愿意跟著新政的步伐前進，不光不排斥還很歡迎。
有道是春江水暖鴨先知，每次皇帝要有什么新的經濟舉措，官員階層都是最先接觸到的，至少不會比民間晚。
而皇帝更是帶頭進行投資，還鼓勵官員們也都將閑置的資金投入進去，并大部分獲得了不錯的收益。
久而久之，皇帝從原本單純的利益分配者又多了一種身份，利益創造者。沒有脫離利益團體，只是把利益重新分配了一遍，淘汰了部分舊獲利者，加入了部分新獲利者，順便將獲利方式改了改。
簡單點說，以前是大家是一起想辦法從老百姓嘴里以各種名目搶錢，然后交給皇帝一部分當做保護費。